(二) 雍正、乾隆年间清军火枪装备比例的提高
康熙年间各地火枪装备比例在不断提高，数十万绿营兵也批量装备鸟枪，扩建鸟枪兵。但是，全国各地对鸟枪的装备数量、鸟枪兵的人员配额不相统一，出现混乱。针对这一状况，雍正帝开始对各地鸟枪兵的配置作明确的规定。
雍正五年(1727年)议定：“官兵所用军需内鸟枪一项, 能冲锐折坚, 最为便利。内陆省份, 地势平坦, 利用弓矢； 沿边沿海各省份, 山深林密, 利用鸟枪。将内陆省份, 每兵千名, 设鸟枪三百杆； 沿边沿海省份, 每兵千名,设鸟枪四百杆。”鸟枪在军队中成为了制式装备，地位重要。
以下是各省的鸟枪装备及操习情况：
山东省：所用军器大炮、鸟枪、弓箭、长枪、藤牌、大刀, 每兵百名, 分作十分,鸟枪五分, 弓箭三分, 藤牌一分, 长枪一分, 鸟枪兵占二分之一。
河南省：驻防八旗兵、督标左右营、河北镇标九营、南阳镇七营, 所设马步弓箭兵、鸟枪兵、炮兵、长枪兵、藤牌兵等, 所用兵器仍照旧例。
山西省：多崇山峻岭, 地属沿边, 每兵百名, 分作十分, 以四分演习鸟枪, 六分演习弓箭, 另设炮兵、杀虎协原有藤牌兵三百名, 仍令演习, 其余扁刂刀、长枪之类全部改为鸟枪、弓箭, 鸟枪兵占五分之二。
江南江西水师各营所用军器枪炮弓箭, 毋需议改, 有设三眼铳的则改为鸟枪。
福建省：陆路各营营: 每兵千名, 分为二十队, 马上弓箭兵四队、步下弓箭兵二队, 鸟枪兵十队, 炮兵一队、藤牌兵一队、大刀兵一队, 鸟枪兵占二分之一。
浙江省：每兵千名, 分作二十队, 炮位为一队, 长枪五十为一队, 鸟枪百名为八队, 弓箭三百副为六队, 藤牌一百分二队, 扁刂刀一百分二队,鸟枪兵占五分之二。
陕西、四川各营兵丁除炮位、鸟枪、弓箭通行演习外, 马上弓箭兵兼枪棒, 守兵兼习扁刂刀。
广东省: 每兵百名, 分弓箭兵二十名、鸟枪兵五十名, 藤牌兵十名, 挑刀十名, 炮兵十名, 鸟枪兵占二分之一。
滇黔二省各营: 每兵千名, 以一百名操演大炮, 六百名习鸟枪, 二百名习弓箭, 一百名习藤牌, 鸟枪兵占五分之三。
雍正十年(1730年)议准: 福建省水路海面辽阔, 陆路山深林密。鸟枪一项最为利用,于定例每兵千名内设鸟枪四百之外, 再增设鸟枪一百杆。乾隆十五年(1750年)议准: 湖广武昌镇前后水师二营, 地界川江, 弓箭难于施展, 惟鸟枪极为便利, 照沿边沿海省份定例, 每兵千名, 设鸟枪四百杆。
——以上资料及文字出自毛宪民论文《清代火枪述略》
鸟枪在清军中的地位已于火炮、弓箭并列，甚至超过弓箭。可以看到在云贵、河南等地鸟枪的装备率较高，直隶则较低；此外清军在关外的鸟枪装备也并不多，很多鸟枪甚至没有弯形枪托；各地土司掌管的地界中鸟枪也广泛使用。西藏鸟枪装备率约50%，四川大小金山、蒙古各部、回疆各部也大量使用火枪。作为制式装备，每一杆鸟枪都要注册编号，统一管理。清朝统治者对于火枪的威力还是相当认可的，他们当然也不愿意让此等“军中利器”流入民间让“反贼”掌握。之后的乾隆朝一直到道光朝，鸟枪的装备率在全国范围大致保持在50%这个比例左右。
以下是一段出自网上的资料：
按《登州府志》载：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始设登州镇，由总兵统管，总兵署在蓬莱县城南门内西北，辖陆营和水师营。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登州镇陆营编制为：
中营设游击1人（游击署在南门内糠市西）、守备1人（守备署在钟楼南路东）、千总1人、把总4人、外委5人、额外外委3人，马兵117人，守兵394人，马125匹；分管县城内西南、西北2坊、县城外西、北2关和雨山、郭东、苇羊、北沟4保，辖县城以西、以南5座烟墩；装备兵器：箭844支，刀724把，藤牌27具，鸟机枪、马鸟枪、鸟枪244支，子母炮、威远炮、铁喊炮、劈山炮、抬炮、行营炮43门。
右营设都司1人（都司署在县城朱家桥东）、守备1人（守备署临都司署）、千总1人、把总4人、外委5人、额外外委3人，马兵115人，守兵368人，马122匹；分管县城内东南、东北2坊、城外东、南2关和东流、安香、解宋、羚羊4保，辖县城以东3座烟墩；装备兵器：箭749支，藤牌27具，腰刀、牌刀、砍刀478把，鸟机枪、马鸟枪、鸟枪235支，子母炮、威远炮、铁喊炮、劈山炮、抬炮32门。
这是鸦片战争前夜，清朝绿营的编制和装备数据。登州镇的陆军分中营与右营两部分。中军有骑兵117人，步兵394人，总计511名士兵。这些士兵拥有各种火绳枪244支，火炮43门，总计有火器287件。右营有骑兵115人，步兵368人，总计483名士兵，他们装备了各种火绳枪235支，火炮32门。比例均超过百分之五十。
西藏旗兵，自乾隆五十七年始。前后藏各设番兵千。定日、江孜各设五百。前藏领兵者曰戴琫，其下如琫，又下甲琫、定琫。原置戴琫三人，二驻后藏，一驻定日，复增戴琫一人驻江孜。前藏番兵，游击统之。后藏及江孜、定日，都司统之。原有唐古特兵，归戴琫督练。初制，每番兵千，弓箭三之，鸟枪七之。嗣选唐古特兵三千，鸟枪、刀矛各半。至是新设额兵三千，每千人五成鸟枪，三成弓矢，二成刀矛。
清朝皇家生产了大批御用枪，有近60个品种。这些火枪造型精美，不亚于同时期的欧洲火枪，而且有很多是燧发枪，还有来复枪。这些火枪性能优良，枪身外镶雕各种精致图案和贵重饰物，都是皇家精品。可惜的是，当时中国最精良的火枪全集中在皇家手里，作用不过是狩猎或收藏。全国各地的绿营兵还在使用沿用明代技术的粗陋火绳枪，各地八旗兵的鸟枪比绿营的好一些，京师八旗的枪械应该更好，不过和皇家御用枪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广大士兵使用粗制滥造的兵丁鸟枪镇压起义还行，在西方军队面前勉强算得上是玩具。
清军的火器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一方面清军的火器比例逐渐提高，至乾隆年间已有半数装备火枪；另一方面清军火器的技术及性能仍长期处于西方十六、十七世纪的水平，两百多年间没什么进步，而工艺和质量甚至有所倒退。
(三) 乾隆至道光年间的战争及火枪在战争中的应用
清代的战争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高级一些，参战双方有大约半数使用火枪，而且一些对手的火枪装备甚至优于清军。虽然清代闭关锁国，但与大众所认识的不同是：清军不止一次地在战争中见识洋枪的威力，而不是到了鸦片战争才接触洋枪。乾隆年间平定准部、反击廓尔喀入侵，道光年间平定张格尔叛乱，对方都装备了俄国或英国制造的燧发枪，但是清军还是取得了胜利。
先说一下清军火枪的战术。
清军的一种战术称为“九进十连环”。《清史稿志一百十四》所载：“康熙……十九年，定每年演放红衣大砲之期。二十八年，定演砲之制。每年九月朔，八旗各运大砲十位至卢沟桥西，设枪营、砲营各一，都统率参领、佐领、散秩官、骁骑砲手咸往。工部修砲车，治火药。日演百出，及进步连环枪砲。越十日开操。太常寺奏简都统承祭，兵部奏简兵部大臣验操。各旗演砲十出，记中的之数。即于砲场合队操演，严鼓而进，鸣金而止，枪砲均演九进十连环，鸣螺收阵还营。三十年，定春操之制。每旗出砲十位，火器营兵千五百名。汉军每旗出砲十位，鸟枪兵千五百名。每佐领下之护军鸟枪兵、护军骁骑，每参领下之散秩官、骁骑校，及前锋参领、护军参领、侍卫等，更番以从。既成列，演放鸟枪，鸣螺进兵，至所指处，分兵殿后而归。五十年，定火器营合操阵式。八旗砲兵、鸟枪兵，护军骁骑，分立十六营。中列镶黄、正黄二旗，次六旗，按左右翼列队，将台在中，两翼各建令纛为表。每旗鸟枪护军在前，次砲兵，次鸟枪兵，次骁骑。台下鸣海螺者三，以次整械结队出营。施号枪三，台下及阵内海螺递鸣，乃开阵演枪砲九次至十次，砲与鸟枪连环无间。” 实战中“每旗鸟枪护军在前，次砲兵，次鸟枪兵，次骁骑。”枪炮相互配合保持火力持续不断。
另有一种称为“百人哨”的阵势，起于道光年间，又称“鸟枪三叠阵”，是由明末清初的阵法演变而来。阵中共一百人，第一叠20人使用10把抬枪(一种大型鸟枪，需二人操作，射程和威力大于单兵使用的兵丁鸟枪)；第二叠30人使用鸟枪30支，阻击百步以外的敌人；第三叠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用于护卫、冲杀及近程阻敌。
接下来讲讲各场战争中火枪的应用及表现。
【平定大小金川】
乾隆十二年(1747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叛乱，清政府调云贵总督张广泗前去平定。大小金川位于四川北部藏族定居区，地势险要。当地民风彪悍，人们出行常挂腰刀背火枪。大金川先攻打小金川，继而将其拉拢共同叛变。为了对付清军的围剿，叛军在险要之处广布战碉。这些由石头垒成的战碉相当坚固，枪炮只能触其坚壁却无法杀伤内部人员，而叛军则在碉内从暗击明，枪不虚发。清军每攻下一座仅数人防守的战碉，就要付出数百人伤亡的代价。无奈的张广泗只得以碉逼碉，进展缓慢，士兵死伤惨重，失利连连。乾隆处死张广泗后派傅恒、岳钟琪上阵才获得胜利。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小金川再度叛乱，清廷派遣阿桂出征，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再次平定叛乱。
【平定准噶尔叛乱】
虽然康熙年间清军击破噶尔丹重创准噶尔分裂势力，但准部仍未受清政府直接管辖，尚处割据状态。乾隆十九年(1754年)，准部内乱，达瓦齐击败阿穆尔撒纳，后者投奔清廷并请求出兵攻打达瓦齐。这是将西北纳入统一版图的大好机会，乾隆发兵天山北路。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5万人马进军伊犁。五月十四日，清军于格登山一举击溃达瓦齐主力万余人，不久收复伊犁，生擒了达瓦齐。
达瓦齐势力被消灭后，清廷准备进一步削弱厄鲁特准部势力，而归附清廷并被册分为辉特汗的阿穆尔撒纳则野心膨胀，妄图再度割据西域。在清军撤退后不久，阿穆尔撒纳叛变进犯伊犁。伊犁失陷，守将班弟和鄂容安殉国。清政府再次出兵准部。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正月，阿穆尔撒纳放弃伊犁，避开清军围剿逃往哈萨克。清军将领达尔党阿和哈达哈多次追击无果，被迫撤军。阿穆尔撒纳在西域不停活动，鼓动各部叛变。不久，厄鲁特各部反叛，阿穆尔撒纳卷土重来，西北危急。十一月，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奉命率部一千五百人驰援伊犁，在鄂垒扎拉图以寡击众，大败叛军宰桑达什策零部。翌年正月，兆惠又在乌鲁木齐冲破叛军的团团包围，受乾隆嘉奖。自此兆惠名声大振。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三月，清政府命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出北路，右副将军兆惠出西路，大举征伐厄鲁特各部叛军。此时厄鲁特内乱，瘟疫横行。兆惠乘机发动攻势，叛军溃不成军，阿穆尔撒纳再度逃往哈萨克，之后又逃入俄罗斯，最终病死在俄国。清政府与俄国再三交涉后，俄国将阿穆尔撒纳的尸体归还。
清廷的军事行动还在继续，各股叛军到处流窜袭扰。乾隆下令彻底清剿叛军，于是兆惠等人展开了地毯式的搜剿，直至叛军尽数覆灭。但兆惠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人的做法使包括准噶尔在内的厄鲁特各部遭到屠杀，残存的人不是病死、饿死便是逃往哈萨克、俄罗斯。清朝平定准部叛乱的军事行动对维护统一稳定边疆的贡献是肯定的，但其屠杀政策所带来的浩劫却不能忽视。这是题外话。
从清代郎世宁等人所绘的内务府铜版组画《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可以清楚地了解当时双方交战时的场景。在《平定伊犁回部战图》中，左边清军骑兵还在使用传统的弓箭，而右方的叛军骑兵都装备了火枪，他们在马上朝清军射击。由于火绳枪难以在马上使用，叛军用的应该是燧发枪，显然他们得到了沙俄的支持和武器援助。虽然《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中规定俄国不得支持准噶尔，但对中国西北觊觎已久的沙俄还是小动作颇多，缺乏经验的清政府常常吃亏。
叛军的燧发枪在性能上优于清军的火绳枪，但清军还是浴血奋战并取得了胜利。自此，近代火器战术已开始活生生展现在清军眼前，清军武器上的陈旧已越发明显。这些场面将在今后的各大战役中不断重现。
【平定回疆大小和卓叛乱】
正当兆惠平定天山北路厄鲁特准部，搜剿残余叛军之时，天山南路回疆发生叛乱。大和卓布列尼敦和小和卓霍集占趁清军刚刚剿灭阿穆尔萨纳，新定准部而反侧未定之时，公然反叛，并杀死清政府派来的招抚大员阿敏道。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初雅尔哈善进剿叛军，因贻误战机而被革职，平定天山南路的重任被委与兆惠。此时霍集占据叶尔羌，布列尼敦据喀什噶尔，兄弟俩互为犄角阻挡清军。为打破两人的联系及其相互支援，兆惠长驱直入连克数地，直抵叶尔羌城下。霍集占集中了一万三千多名叛军，倚仗城大墙固负隅顽抗，而兆惠在部队尚未集结完毕的情况下仅率四千余人攻打叶尔羌。敌众我寡，兆惠在城外喀喇乌苏，即黑水河扎营。为阻断布拉尼敦的救援，兆惠命副都统多隆阿摔八百人扼守通往喀什噶尔的通道，自己率千余人渡河袭击霍集占部落的牧群。叛军在兆惠渡河时以十倍兵力进攻，而清军四百余骑过河后桥突然断塌。兆惠且战且退，努力与河对岸的营中士兵会合。万余叛军将清军截为数段，用火枪向清军密集射击。兆惠的坐骑中枪而亡，更换后又被击毙；总兵高天喜、副都统三保和护军统领鄂实等皆战死；士兵阵亡了数百人。天黑时兆惠退回至营地，被叛军团团包围。清军掘壕筑垒固守，叛军也挖战壕、筑高台以围困清军。不久布列尼敦的援兵与霍集占会合，叛军以两万人众轮番围攻黑水营清军。兆惠以绝对劣势的兵力在风雪严寒、弹尽粮绝的绝境下拼死作战，“人皆自为战，无不以死自誓”，从十月守至第二年正月，直到各路清军前来解围，最终击溃叛军。这就是著名的黑水营之战。
在被围困的三个月中，叛军屡次冲杀不下，便在战壕及高台处不断用火枪射击清军，给清军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而清军也以鸟枪还击。火枪成了围困战中的主力武器，而火枪对射也成为战争最常见的场面之一。叛军步兵以精良火枪为主要装备，火力猛烈，清军则弹药告罄。黑水营四周树林茂密，叛军常常在外围猛烈开枪，子弹纷纷嵌入树木之中，于是兆惠命士兵伐木取弹，将这些子弹装入自己的火枪回击叛军，上演了兆惠版的草船借箭。
解围后的兆惠马不停蹄地发动反攻，而叛军已是强弩之末。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六月，清军集中了两万人马于阿克苏等地，兵分两路进攻霍集占和布拉尼敦兄弟，一路由兆惠统领从乌什进攻喀什噶尔，一路由副将军富德率领由和阗进攻叶尔羌。大小和卓溃不成军，落荒而逃，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不久收复。同年七月，清军大破叛军于阿勒楚尔和伊西尔库尔淖尔等地，穷途末路的霍集占兄弟逃入巴达克山，为巴达克山汗所杀，将首级交于清军。自此天山南路平定，新疆作为中国名副其实的领土得到了彻底巩固。
从清代所绘的《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可看出两军的火枪装备情况。叛军火枪装备精良，步兵几乎人手一支，他们不惜以马匹牲口为工事，在后面放排枪阻击清军，此外他们还装备了便于机动的轻型火炮，在火器装备上略胜于清军。
但清军所表现出的战斗力是叛军无法比拟的，他们的叛乱行为未得到广泛支持，最终毫无悬念地失败。
【征讨缅甸】
乾隆三十年(1765年)，缅甸内战，孟艮土司逃到云南边境请求清朝当地政府庇护。不久，缅军追击进入清朝边境，并进行骚扰。考虑到中缅边事的复杂性，乾隆任命熟悉军务的杨应琚代替刘藻为云贵总督。清军于第二年三月发动反攻，陆续收复了被缅兵占据的地区并攻入缅甸木邦境内。不久缅甸集结了数万兵力攻打人数处于劣势的清军。屡屡受挫的杨应琚虚报功绩，以“大捷”上奏，最终事发被勒令自尽。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四月，明瑞接任云贵总督。他吸取杨应琚分兵据守导致兵力分散的教训，集中兵力出击。九月，明瑞集结两万两千人马，分两路攻打缅甸。明瑞亲率主力军一万七千人从宛顶出境攻木邦，参赞大臣额尔景额、提督谭五格另率一军出铁壁关，由新街攻老官屯，两军定于缅都阿瓦(今缅甸曼德勒)会师。清军连战皆捷，不久进逼阿瓦城下。但此时清军已是孤军深入，相当疲惫，且粮饷不济，领兵大臣观音保建议返回木邦整兵再来。轻视缅军的明瑞不听，坚持进军阿瓦。当行至距阿瓦70里的象孔时，军粮已尽，大军不得不前往猛笼补充粮食，但因缺少运量的牛马而被迫退兵。另外由额尔景额率领的北路军围攻老官屯，久攻不下，不久也仓促撤兵。得知清军后退的消息后，缅甸集中大批兵力反击。到了第二年，北路军败退回云南，明瑞所部南路军也被缅军团团包围。正月十四日，明瑞在蛮化反击紧追不舍的缅军，歼敌千余，但总兵李全被缅军火枪击中阵亡。不久数万缅军围攻明瑞所部万余清军，明瑞、观音保兵败自尽。
败报让乾隆大为震怒，不久便任命傅恒为经略，阿里衮和阿桂为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经办征伐缅甸事务。此番乾隆调集了八旗兵9000人，索伦兵3000人，福建水师3000人，瓦寺土兵2000人，厄鲁特兵1000人，云南兵16000人，川兵7000人，贵州兵4000人，总共4万余人，马骡6万余匹，并调集了全国各地的精锐武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七月，清军再征缅甸。但缅军防守严密，不久阿里衮病亡，傅恒也染病。清军长期围攻老官屯，久攻不下，损失惨重，且补给困难，战局越来越不利。此时缅甸也在清军的持续攻击下日渐恐惧，主动求和，这场劳师数耗银一千三百万两且损失巨大的战争便不胜而胜地列入了乾隆的“十全武功”。
缅甸军队几乎全部装备了火枪，而且是燧发枪。缅军惯用的防守方式是立高而坚固的木栅，栅外挖壕沟，沟外列木尖，士兵们则在木栅后面用火枪射击清军，命中率很高。清军的兵丁鸟枪属于落后的火绳枪，而且质量低劣，显然不及缅军的燧发枪。傅恒在围攻老官屯时以火炮轰击缅军木栅，然炮弹仅仅射穿木栅却并不能使木栅倒塌。之后傅恒用绳索钩拽、放火烧、埋火药炸皆无济于事，致使清军久攻不下陷入困境。但是缅军缺乏骑兵，他们的火枪手在清军骑兵面前，尤其是在使用装填速度远高于火枪的弓箭的骑射手面前，显得弱不经风，于是只能守在阵地中。缅甸的火枪虽优于清军的鸟枪，但他们还是无法像几十年后的欧洲军队那样形成一边倒的优势，而清军在火枪上的劣势，也未引起清朝统治者的足够重视。
【平定安南】
乾隆年间，黎氏安南的政权为郑检、阮惠所掌控。郑检称郑靖王，阮惠称泰德王，安南国王则徒有其名。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郑检死，阮惠攻下都城黎城(今越南河内)，独掌政权。第二年黎维祁继任安南国王，并得到郑氏旧臣的支持以翦除阮惠势力，于是安南内乱。不久阮惠击败郑氏旧臣并消灭了占据首都妄图自立为王的阮任。几乎失去王位的黎维祁向清廷求救。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清廷出兵安南扶助黎氏。清军18000余人由两广总督孙士毅、提督许世亨及云南提督乌大经率领。大军击退阮惠军阻击，先后渡过寿昌江和市球江。为避开清军的锋芒，阮惠主动撤退，于是清军轻易渡过富春江，占领了黎城。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孙士毅奉命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但孙士毅不顾乾隆撤军之命，执意南下征讨阮惠，却又盲目轻敌。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初一，阮惠突然进攻，清军大败，孙士毅逃回镇南关内。
此时的黎维祁虽然复位，但黎氏政权已腐败不堪，民心尽失。不久阮惠又主动请降，送还俘虏，并希望开放关口互通贸易。鉴于形势，乾隆于六月二十二日正式册封阮惠为安南国王。原国王黎维祁则被安置在北京，剃发易服，归入汉军旗下，编一佐领。此后清朝与安南皆和睦相处。
清代《平定安南战图册•寿昌江之战》中绘有清军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一月十三日突破寿昌江的情形。图中清军于江边放木筏，士兵在木筏上放排枪射击对岸的阮惠军，手持盾牌的冷兵器部队和骑兵在后面。对岸的阮军溃不成军，枪械散落一地。此图出于清人之手，自然夸大清军战功，将对方描绘得不堪一击。事实上，当时阮军已切断桥梁，在对岸据险列炮，防守甚严。后来清军在大雾的掩护下渡江，造成阮军混乱，这才取得了胜利。此图虽褒己贬彼，但也较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的作战方式，包括火器在强渡和防守中的运用。
【反击廓尔喀入侵】
18世纪，强盛的廓尔喀人统一了尼泊尔，建立了廓尔喀王国。之后，廓尔喀四处扩张，并企图染指西藏。六世班禅去世后，其所遗下的巨额财富(多为乾隆所赐)也为廓尔喀所觊觎，而想要侵吞这笔财富的班禅之弟沙玛尔巴怒于其兄仲巴呼图克图将其独吞，逃到廓尔喀，将之详告，并煽动与西藏有贸易摩擦的廓尔喀入侵西藏。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六月，廓尔喀国王喇特纳巴都尔借口西藏边卡官员征收商税过高和西藏商人卖给廓尔喀商人的食盐中掺有砂土等为借口，悍然派兵入侵中国西藏地区。十六日，廓尔喀不宣而战，素喇巴尔达布率三千人马突然进攻，先后攻占济咙、聂拉木、宗喀等地。乾隆迅速调集四川的八旗军队入藏支援，坚决反击廓尔喀入侵之兵，勒令其退兵并归还所占国土。
但一些西藏贵族和地方官员却私下与侵略者议和。实际掌握后藏大权的仲巴呼图克图和红教喇嘛萨加呼图克图，还有钦差大臣巴忠等人不顾乾隆的三令五申，与廓尔喀达成协议，每年向廓方交付三百锭元宝的赎金，廓方退还所占三地。
第二年，廓尔喀前来索取赎金，达赖喇嘛拒绝支付，并派人前去谈判。廓尔喀突然攻占聂拉木，扣押西藏的谈判代表，大举增兵攻占定日、萨迦、济咙等地，并在沙玛尔巴的诱唆下抢掠扎什伦布。战事发展至此，巴忠等人的罪行也已暴露(巴忠在事情败露前已成惊弓之鸟畏罪投河而死)，乾隆相当震怒，派遣傅恒之子福康安为统军将军，再次反击廓尔喀入侵。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二十日，福康安抵达拉萨。不久，鄂辉和成德等人收复聂拉木等地。廓尔喀军在各处隘口修筑工事，添兵防守。福康安决定“捣穴擒渠，永杜后患”。闰四月，清廷调索伦兵两千、金川各土屯兵五千，加上西藏官兵三千，共万余人，开始反击。五月六日，收复克察木；十日，收复济咙，歼敌千余。至此，清军收复全部失地，廓尔喀军退还本境。
乾隆令福康安反攻入廓尔喀境内，直取首都阳布(今尼泊尔加德满都)。六月，福康安自济咙攻入廓尔喀。济咙八十里处有热索桥，过桥即入廓尔喀国境。南岸的廓尔喀军队切断了桥梁。清军隔河放枪，河宽不能射及对方，于是福康安派一支部队到上游偷渡，再乘机搭桥，前后夹击，击破敌军。接着，清军长驱直入，歼敌数千，深入廓尔喀境内七百余里，兵临阳布。
七月，清军进攻阳布外围的甲尔古拉、集木集。面临首都沦陷的危险境地，廓尔喀军拼死抵抗。在甲尔古拉被清军攻克后，廓尔喀死守集木集山，他们列木栅，延绵数里，士兵置于险要位置以燧发枪攻击清军。骄傲轻敌的福康安进攻受阻，官兵死伤惨重。廓尔喀乘机乞和，双方休战。八月，乾隆接受廓尔喀的“乞降”，命福康安撤军。九月二十日，廓尔喀贡使到扎什布伦谢罪。至此，第二次反击廓尔喀之战结束。
由于廓尔喀装备了英国制造的燧发枪(极有可能是几十年后鸦片战争中英军使用的伯克式燧发枪)，给清军了造成重大伤亡，但清军还是在付出巨大代价后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廓尔喀的这些洋枪同样未引起清廷的高度重视。也许在福康安眼里，这些武器再怎么精利，也抵挡不住天朝的大军，这些靠洋人“奇技淫巧”武装起来的军队终究是自己的手下败将。于是乎，当马嘎尔尼访华，向乾隆展示英国最新式的军舰、枪炮及火器操法时，早已见怪不怪的福康安会说出“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的话来。
其实，当清军逼近阳布时，惊恐万分的廓尔喀曾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求援，没有结果。一方面，英国即将派马嘎尔尼出使中国，希望平等通商并建立外交关系。英国方面不希望介入中廓争端而影响使团出行；另一方面，廓尔喀人骁勇善战，但在清军的打击下竟如此之快地陷于窘境，令英方感到失去了利用价值，同时对清朝的武备不敢轻视。不过，当马嘎尔尼访华后，见到了那些还在使用大刀长矛弓箭，其火枪火炮落后西方两个世纪的“天朝军队”后，他们妄图征服中国的野心骤然膨胀。
【平定张格尔叛乱】
清朝于乾隆年间平定准部、回部后，实行伯克制统治新疆。到了嘉庆年间，当地官吏与伯克勾结，强取豪夺苛剥搜刮，激起了当地信奉伊斯兰教的居民的强烈不满。这些官员毫不收敛，甚者有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荒淫无耻，强征豪敛，放纵下属，竟然霸占浩罕商人萨赖占之女，迫使萨赖占杀女雪耻，闹得众议哗然，回疆群情激奋。
张格尔的祖父布列尼敦在乾隆初年因叛乱被杀(即乾隆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其子萨木克逃至浩罕。张格尔即萨木克次子。因其祖父布列尼敦曾是和卓，张格尔在新疆有不小的影响力。他早年曾在英国势力下的阿富汗喀布尔求学，成年后妄图恢复其祖上在天山南麓广大地区的统治，因而在浩罕一带传教收徒，制造事端，伺机回到新疆发动叛乱。
此时英国殖民势力已渗入浩罕，他们和同样野心勃勃的浩罕统治者一起怂恿张格尔重返南疆于清朝对抗，自己则从中渔利。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八月，张格尔纠集了三百多人骚扰边卡，并将图舒克塔什卡伦城烧毁。领队大臣色谱征额带兵围剿，张格尔大败，率三十余人脱逃出境。斌静将俘获的八十余人全部处死，又激起了回人的愤怒。九月七日，刚刚登基的道光皇帝接获奏报，恼怒不已，将胡作非为的斌静革职，发配黑龙江。
逃出国境的张格尔不甘心失败，多次在边疆骚扰滋事。道光四年(1824年)，张格尔与其弟巴布顶从浩罕纠集布鲁特人二百余人侵扰乌鲁克卡伦，杀伤当地官兵三十余人，游击刘发恒整队开枪，击毙二十余人，张格尔率残匪落荒而逃。道光五年(1825年)九月，领队大臣巴彦巴图率兵出境搜捕张格尔，为邀功请赏杀害布鲁特牧民妇孺百余人，激怒了布鲁特首领汰列克，率两千人将两百余清军围杀于山谷之中。此事致使本已穷蹙余生的张格尔得以喘息之机，并迅速积聚了实力，终于在不久之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叛乱。
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十四日，张格尔纠集布鲁特、安集延(浩罕)等五百余人潜入南疆，利用自己在当地长期的影响力煽动叛乱。回疆白山派众群起响应，致使官军围剿张格尔失败，叛乱迅速蔓延，回疆一片混乱。张格尔大举进攻喀什噶尔，遭到激烈抵抗。鉴于攻城困难，张格尔向浩罕求助，助其攻打西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并约定成功后“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什噶尔酬其劳”，于是浩罕首领默罕默德•阿里汗亲率军队万余人攻打喀什噶尔。不久，浩罕因损失惨重而退兵，残余人马为张格尔收归，继续攻城。
道光得知南疆战火后，任命陕甘总督杨遇春为钦差大臣，率兵五千五百，并调伊犁领队大臣祥云保及硕隆武领伊犁兵两千、乌鲁木齐提督达凌阿领乌鲁木齐兵四千、宁夏将军格布舍领兵两千、黑龙江骑兵一千、吉林兵一千，共计三万余人，赶往阿克苏参与平叛。
八月，叛军进攻重镇阿克苏，与清军激战。八月二十二日，大批清军赶到，叛军失利。但是，喀什噶尔在死守七十天后于二十五日被叛军攻破，参赞大臣庆祥自杀。接着，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相继陷落。占据西四城的张格尔自封为“赛义德•张格尔苏丹”，继续东进，一路上烧杀抢掠，强征暴敛，激起了各地民愤。
九月，清军开始反攻。十日，杨芳攻打柯尔坪取得大胜，歼敌三千余人。道光七年(1827年)初，清军两万两千人从阿克苏出发。二月二十三日，在杨阿尔巴特遭遇叛军。清军主帅长龄将全军一分为三，三路进攻，并以枪炮密集射击压制叛军。经过激战，两万叛军被歼万余，三千两百人被俘。清军士气大振。二十五日，在沙布都尔再次击败叛军，歼敌万余。二十七日，清军进攻喀什噶尔的重要门户阿瓦巴特，张格尔投入十余万叛军死守。第二天，两军对阵，清军以步兵居中，骑兵列于两翼。步兵施放连环枪炮、喷筒，藤牌兵穿虎衣迎击叛军马队，使其马匹受惊陷入混乱。最后清军骑兵从两翼包抄，叛军大败，被歼近三万人。二十九日，清军开始进攻喀什噶尔。张格尔背水一战，十多万叛军倾巢而出，在城外河边列阵，阵前挖三道沟，并筑土冈一道，冈上开洞设枪眼，架设排列英国殖民者所资助的洋枪洋炮。半夜，狂风大作，“撼木扬沙”。长龄认为叛军占据地利，人数由远多于清军，现天昏地暗，恐四面受敌，因而主张后撤十里。而杨遇春则认为这是“天助我也”，应趁叛军在昏暗中难辨我军之时迅速出击。于是先派索伦兵千人绕到下游牵制敌军，杨遇春亲率人马在上游抢渡，突然出现在叛军营垒之外，发炮轰击，炮声与风沙并作，天崩地裂。叛军阵势大乱，自相践踏，落荒而逃。此战清军歼敌六万多人，俘虏四千，并且收复了喀什噶尔。
之后，清军陆续收复了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等地，扫灭残余叛军，并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喀尔铁盖山生擒张格尔，将这个分裂国家的叛乱分子押赴北京。道光八年(1828年)五月十二日，道光帝登午门城楼，举行受俘礼。十四日，张格尔被处死。
张格尔勾结境外势力分裂国家并得到了英国殖民者的军事援助，装备了洋枪洋炮，而且利用自己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影响力迷惑南疆回众，但最终一败涂地。清廷方面先是地方官员作威作福，失去民心，给张格尔叛乱制造条件，之后又屡次让张格尔逃脱，诸多弊病相继暴露。但道光帝及时采取措施，统筹大局，并把南疆回众拉回朝廷一边。此战还有刚从俄罗斯万里回归的土尔扈特蒙古人协助清军平叛，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四)清代火枪之漫谈
清代的战争方式正逐渐接近以火器为主的近代战争，火枪在军队中的装备率约为50%，再加上炮兵等，使用火器的部队约占60%。但是，清代的火器制造技术几乎停滞不前。虽然在康熙年间因战争需要而出现铸炮高潮，但乾隆之后火器的制造水平再度下降。嘉庆四年(1799年)曾改造前朝火炮一百六十门，并命名为“得胜炮”，但试射后其射程竟不如前朝火炮。明末的开花弹技术到了清末也失传了。此外，清军在火器战术上也少有革新，基本是冷热兵器混用，火器无法独当一面，而弓箭这种原始武器未被淘汰。
鉴于以上诸多问题，清朝被斥以重骑射而轻火器，甚至“全面退回冷兵器时代”。当然这有失客观。清军火器装备率虽不低于明朝军队，但在西方火器的迅速发展下，清朝被远远甩在后面。就清朝统治者来说，火器乃军中利器，当严格控制，不可流入民间。另一方面，八旗子弟日渐腐化，八旗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弱，不过火枪在军中的使用却逐渐普遍(也许火枪的训练比弓箭容易且省力，正好符合八旗子弟偷懒的口味)，而他们却把老祖宗打天下的弓马骑射给逐渐淡忘了，以至于雍正皇帝告诫八旗子弟：“以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有马上枪箭熟习者，勉以优等。”不过，尽管雍正规定每年春秋两季各操练鸟枪四十五天，到了清末，训练时间越来越少，士兵的射术也越来越差了。
清朝并非不清楚火器的威力，也并非对当时中外的火器差距一无所知。从征缅甸、反击廓尔喀来看，当时周边小国的火枪都比天朝大国的先进，清廷也看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更新武备，研发装备新式武器。这里面可能有财政的因素。不过从观念上来说，清朝还处在冷热兵器混用的思维之中，要放弃大刀长矛弓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的统治者无法认识到热兵器取代冷兵器的革命意义，可能连冷、热兵器的概念都没有。在火器威力还不足以取代冷兵器的时代，两者混用各取所需，也许是清朝最佳的选择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武器的进步源于战争的刺激。战争的需要促使战争双方努力发展武器。清朝虽然也战争不断，但对手多是国内反叛势力、起义之众以及周边小国。这些对手虽然不乏武器先进者(如缅甸、廓尔喀，以及阿睦尔撒纳、张格尔叛军)，但其综合实力远远小于清朝。清朝在东亚好比超级大国，更确切地说，就是马嘎尔尼称之为的“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对方武器上的优势并没使清军吃上大亏，所以清廷也没有投入足够的重视，接着闭关锁国，被欧洲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而反观欧洲，列强如林，却没有一个能像清朝在东亚那样独霸一方(神圣罗马帝国看起来挺牛，不过用伏尔泰的话说“既不神圣，也没有罗马，更算不上帝国”；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在欧洲列强面前也没有绝对优势可言)，战乱不断，从明末清初的三十年战争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武器不断发展进步，火绳枪(包括滑膛枪)被淘汰，燧发枪成为主流，雷管式击发枪、连发步枪也相继问世，在鸦片战争前几年，刻有螺旋形膛线的毛瑟枪(Mauser Rifle)也诞生了。十八世纪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步枪上装备刺刀，淘汰了护卫用的长矛手，冷兵器基本退出欧洲战争舞台(不过还有不少骑兵使用剑，但步兵已普遍使用火枪)。各种火枪火炮的威力大大提高，战术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至鸦片战争期间，无论是火器的性能、质量、可靠性，还是战术，都领先清朝不下两百年。落后挨打，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鸦片战争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战争的悲壮现在还会让人心痛。英军在沿海如入无人之境。清军虽然不乏英勇抵抗，但落后的兵丁鸟枪几乎对英军毫无威胁。清军的兵丁鸟枪，枪长2.01米(太长以至无法装刺刀)，火绳枪机，射程100米左右，射速每分钟1～2发。兵丁鸟枪的质量极其低劣，各地所造鸟枪口径不一，且容易炸膛，致使士兵不敢放足火药，大大影响了威力和射程。鸟枪极少更新，很多地方都用了几十年还未退役，甚至有康熙年间造的百年老枪仍在使用。各地的鸟枪质量参差不齐，性能不一，士兵用惯了一把枪就难以更换了，以至于一用就是几十年，武器成了古董。英军则装备了伯克式(Baker)燧发枪和布伦士威克式(Brownswitch)击发枪，射程(200-300米)和射速(每分钟2～3发/3～4发)远远超过兵丁鸟枪，加上船坚炮利，训练有素，机动性强，每次战役几乎都占有一边倒的优势。1840年7月3日，英军进攻厦门，虽然被击退，但没有伤亡，而清军阵亡九人，其中七人是鸟枪手，一人是弓箭手，还有一人是藤牌手；1840年7月5日定海之战， 清军1540人中战死13人,受伤13人,英军无伤亡；1841年1月7日英军进攻大角、沙角炮台,守将陈连升父子战死，清军阵亡277人,重伤而死5人,受伤462人,英军受伤38人；虎门之战，关天培英勇牺牲，清军阵亡250人,受伤100余人,而英军仅5人受伤；1841年10月1日第二次定海之战，清军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战死，而英军战死2人,受伤27人；1842年6月8日吴淞之战,提督陈化成以下88人阵亡,英军战死2人,受伤25人；1842年7月21日，英军主力进攻镇江，攻城兵力五千余人，而清军仅有八旗兵1600人,但他们拼死抵抗，甚至有士兵抱着英兵从城头跃下同归于尽。此战是英军自开战以来伤亡最为惨重的一役,死亡39人,受伤130人,还有3人失踪。这样的结局让人颇感无奈。用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的话说：“战争的现实就是这么冷酷，丝毫也不照顾争议的一方。”
尽管战争之际道光皇帝曾要求沿海各省在武备上“枪炮为先，刀矛弓箭次之”，但之后没有多大改善。军队中不过多装备了几把燧发枪和击发枪而已。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的武器还停留在先前的水平，而英法联军的武器又大大改进，来复枪和后膛炮打得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一败涂地。南方太平天国的军队也装备了洋枪洋炮，清廷不得不依靠湘军和淮军。至此，清廷被彻底打醒，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
【参考书目】
《中国火器史》 王兆春 编著 军事科技出版社
《中国古代兵器图集》 成东 钟少异 编著 解放军出版社
《天朝的崩溃》 茅海建 编著 三联书店1995年版
《清史》 李治亭 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清史纪事本末》 南炳文 白新良 编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乾隆皇帝画传》 李湜 编著 紫禁城出版社
【参考论文】
《清代火枪述略》 作者：毛宪民 发表于《满族研究》2005年第4期
《乾隆<平定伊犁回部战图>的史料价值》
作者：李斌 发表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4期
【参考网络文章】
(网上文章多为转贴，因此有部分文章作者不详)
《明清火器的迷思》 作者：恶魔之读书者
《明朝军队火器编制,装备及运用情况初探》 作者：荒地开拓者
《明末两次抗日援朝八次主要陆战的兵力对比和结果》 作者不详
《明末军队胜败得失之战术详解》 作者不详
《明万历年的朝鲜战争之碧蹄馆之战》 作者不详
《万历朝鲜之役》 出自百度百科
《拥有众多火器的明朝军队败于满清的原因》 作者不详
《关外辽东第一局――明金萨尔浒大战解析》 作者：秦大路
[附]明清火器的迷思
作者：恶魔之读书者
在浅谈明朝的火器,海战与车战一文中，肯定了明朝火器的发展是符合时代进步的，但是国人普遍喜欢走极端，肯定了明朝，那么否定清朝便再所难免，于是开始普遍流行这样一种观点，满清凭借弓马入关，所以在以骑射为本的国策之下对火器不思进取，导致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云云，于是满清再一次成为万众唾骂的对象，但是事实果真如此么？让我们从历史事实中寻找真相。
让我们先看看明军的火器装备表：
全营兵力：步兵3600人(全配火器)；
骑兵1000人；
炮兵400人(管理野战重炮及大连珠炮)；
共计官兵5000人。
装备火器：霹雳炮3600杆(步兵火铳)；
合用药9000斤；
重八钱铅子90万个；
大连珠炮200 杆(多管火铳)；
合用药675 斤；
手把口400 杆(炮兵防身用手铳)；
盏口将军160位(野战重炮)。
孙承宗编炼的车营资料(标准车营)：
全营兵力：步兵3200人；
骑兵2400人；
辎重车夫512人；
各级军官，侍从，传令，杂役515人；
共计官兵6627人。
装备火器：枪1984枝，
其中鸟铳256枝；
3眼枪1728枝；
大小佛朗机共256挺；
各种火炮(红夷，神飞，灭虏等等)88门。
装备车辆：偏厢车128辆(战车)。
辎重车256辆。
按理来说，这样的火力配置，即使不能够取胜，自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可是明清交手之下，只要是野战，明军十有八九是全军覆没，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拥有武器，人员，资源优势的一方，在几十年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打败仗，而且一旦失败就是全军覆没，这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当中这样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要知道冷兵器时代要全歼敌人的难度可要比热兵器时代的难度大得多。一般历史研究者都将这些原因归罪于明朝政治腐败黑暗，将领无能之类，这些大方面由于已经被一再的论述，所以恶魔在此不想多谈，只是想就明清野战的具体战术方面做出具体的分析。
最先是抚顺之战，明清的第一次大规模野战爆发，对阵双方为广宁总兵张承荫的万余援军对努尔哈赤的两万清军，时明军分三处据险、掘壕、列火器安营。张承荫企图以3营分进的方式与后金决战。二十一日，双方激战于抚顺关东边外。后金兵冒死陷阵，战不多时即将明军三大营层层围困。明军不能敌，右营游击刘遇节率先逃走，各营相继溃乱。后金兵随后追杀，明军死伤无数。总兵张承荫及副将、参将、游击、千总、把总等官共50余人阵亡。后金军追杀40余里，歼明朝援军十之八九，获战马9000余匹、盔甲7000余副，其它器械无算。这场仗似乎就是一场魔咒，以后的明军野战，几乎统统是按照了这场战斗的模式一场场地输掉。
接着就是众所周知的萨尔浒大战，首先就是被世人诟病的分兵四路，分进合击。对照上面的抚顺之战，有没有看出什么相同点？不错，明军又开始模式化的分兵，搞什么分进合击，总帅杨镐犯这个毛病，手下将领接着犯，如同传染病一般。首先是抚顺路主将杜松，他到达萨尔浒之后，立马分兵为二，自己亲自率领一部进邸吉林崖，攻打界凡城。而另一部则在萨尔浒山下据险、掘壕、列火器安营。然后是开原路主将马林，听到杜松被全歼之后，立刻将军队一分为三，也是分三处据险、掘壕、列火器安营，真是想方设法地将自己的军队分散，给对方各个击破的机会。最后明军四路大军落得个三路被全歼，明军文武将吏死亡三百一十余人，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丧失马、骡共二万八千七百六十余匹的结果。
再然后就是被明人评价为凛凛有生气的浑河之战，这场野战其实是包含在辽沈大战的大框架之内进行的，总兵童仲揆,陈策,副总兵四川石柱都司秦邦屏，游击周敦吉等知道清军逼近沈阳，于是率万余人援救沈阳，可是走到半路沈阳就失陷了，明军将领都很有气概，皆愤曰：“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于是还是要将沈阳夺回来。有此气概当然是好事，可是之后明军又像中邪一般开始玩分兵扎营的套路，明史载“敦吉固请与石砫都司秦邦屏先渡河，营桥北”这个固字真是让人玩味再三，这说明秦邦屏的本意并不愿意分兵，结果还是被赶鸭子上架。要不是此人最后战死，恶魔还真怀疑他是清军的奸细！最后的结果不说自知，除了之前败走的副将朱万良、姜弼之外，明军再一次全军覆没。
照理说即便是傻子，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也应该有所觉悟，但是明军并不这样，辽沈大战的终幕辽阳大战，明军在辽阳危如累卵，城中“兵不满万”，又“身无介胄，器不精利”，辽东“战将劲兵”，一半损于沈阳之战，一半在各地应援这样的情况下，明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利用努尔哈赤的迟延和失误，飞速征调援军，撤虎皮驿、奉集堡兵回辽阳，五天之内，好不容易凑集了十三万大军。照理说此时这十三万人匆忙来援，部队良莠不齐，编制杂乱，而且均为疲兵，理应全军据城死守，结果这个时候明军再次开始犯病，居然又分兵五万在离城五里的教场扎营。结果辽沈全部被占，袁应泰自尽，张铨被俘，不屈而死。
以上种种战例，除了说明明军有分兵的恶习之外，更在战术上面不思进取，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一与敌接战，便是一幅缩头乌龟的样子，一般都是结车而战，更有甚者便是深沟高垒，大挖壕坑，抚顺，萨尔浒，浑河，无不是如此，丝毫不知进取，总是希望对手来送死，而将战场的主动权白白交给了对手。要是说之前的战例都是清军兵力占优势，明军不得不龟缩在车阵中的话，那么后来的大凌河之战明军就完完全全的为了这样不思进取的战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当时清军围攻大凌河城，守将祖大寿率三万死守，清军久攻不下，于是开始围城。而此时明军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等率军四万来援救，此时鉴于形势，清军不得不分兵阻击，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分出两万进行阻截。此时明军人数倍于清军，不思主动进攻，一举击垮对手，而是又开始列阵扎营，等着别人冲击。清军面对这种情况自然不会客气，于是“右翼兵猝入张春营，敌遂败，吴襄及副将桑阿尔寨先奔。张春等复集溃兵立营，会大风，敌乘风纵火，将及我军，天忽雨，反风，复战，遂大破之，生擒张春及副将三十三人。”
如果明军仅仅是一二人如此，那还可以解释是将领无能，不懂战术，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几乎明军将领个个在面对敌军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搞列阵扎营，等待敌军进攻的套路，这么一来问题就大了，到底根源在哪里？我们知道，由于宋朝强干弱枝，武人的实力被大大地削弱了，明朝虽然以宋代为鉴，打死不肯谈判，可是宋朝的重文轻武之风却学了个十足十，尤其爱搞什么文臣行武事，似乎读通了之乎者也的八股文就能无往不利，圣人的一句话顶一万个兵一般，于是历届辽东经略（也就是辽东的最高军政长官），从杨镐到王之臣，居然都是读八股文的进士出身，没有一个是职业武将！他们中间干的最出色的袁崇焕，也不过是勉强维持，没有丧师失地。至于想靠他们反攻，那更是镜中月水中花，几乎没有实现的那一天了。而辽东的局面，也在这些行武事的文臣手里一天天地被败坏下去。这些还只是大方面，战术方面的败笔是受谁的影响呢？这里我不得不举出明朝的两员名将，戚继光和俞大猷，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是正是此二人一手建立的明朝车战战术最终使得明军在战术层面上不敌清军。大家看浅谈明朝的火器,海战与车战一文就知道，戚俞两位将军的车战战术最终极的目标是将战车变成有足之城、不袜之马、移动的火炮，集城池的防韧性、战车装载机动性和火炮的杀伤性于一体，使之能攻、能守、能移动。可惜目标是远大的，希望是美好的，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明军所期望战车能达到的目标直到坦克的出现才完全实现，在这之前，明军的战车既没有机动性也没有冲击力，而且还对地形要求颇高，每每遇敌，不是猝不及防，来不及布置好那费时费力的车阵就被打垮，就是只能呆板地结车等待敌人进攻，一旦敌军打开一个口子，那么即便是优势兵力照样会全营崩溃，。并且车是排在第一线拒马的，但是车上面载得却是明军的各种类型的火炮，于是明军的火炮就变成了在第一线拒敌，将火炮放在最危险的地方，如此明军火炮的下场可想而知。明军当时火器通常是一齐发射，线式战术在明军中似乎没有市场，清军很容易就能够用特制防御火器的楯车吸引明军第一波的火器齐射，然后用重骑兵快速冲锋一举摧垮来不及装弹药的明军。即便侥幸击退敌军，根本无法做到聚而歼之，敌军很快就可以卷土重来，大凌河之战便是最好的例子，以优势兵力将清军击退，但是清军立刻重组兵力，再次发起攻击，终于突破一部，全线崩溃。其实在明朝，曾经有过非常强悍的骑兵队，明成祖朱棣五征蒙古，靠的就是强悍的骑兵，可惜可以和关外诸族一争雄长的骑兵在车战战术之下，渐渐地消磨掉了他们的锐气，最终不堪一战。明代历届辽东经略，也只有袁崇焕认识到了骑兵的作用，最后组建了关宁铁骑，试图与清军野外决战，可惜这样的优秀骑兵最终只是在北京城广渠门外惊鸿一现，最后随着袁崇焕的被杀，有的在愚蠢的指挥下全军覆没，有的随着吴三桂归顺了清朝，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清军在辽东与明军不断地战斗的过程中，逐渐也认识到了明军手中火器的威力，虽然明军手中火器的威力，射速和与之配套的战术都不行，但是毕竟火器是今后世界发展的潮流，在与持有火器的明军的搏杀过程中，清军自身的损失也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努尔哈赤一代豪杰，自然不会看不到火器的优点，于是清军很快就学习明军，开始了火器的应用。在浑河之战中，由于白杆兵的善战，清军初次的攻击并没有成功，反而损伤不小，于是努尔哈赤紧急调运沈阳城中的城防火炮，对白杆兵的步兵方阵实施火炮轰击，致使白杆兵阵形大乱，进而全军覆没。尝到了火器的甜头之后，食髓知味的清军就不断开始完善自己的火器配备，并且创出了与明军迥然不同的火器战术。
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1631)，清朝终于在佟养性的督造下铸成红夷大炮， 并在同年就在大凌河之战中用到了它们，此后更由于孔有德军的归降，不仅让清朝获得了大量的火器，而且更获得了曾经受过葡萄牙军事顾问亲自传授火炮技术的人才。皇太极为了孔有德的归降，居然出郊十里迎接，可见满人对于火器的看重。
清军在同明军的不断征战中，虽然知晓了火器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导致明军屡屡丧师失地的车战战术自然是不屑一顾，而是根据自己优势的骑兵队伍，创造了全新的火器战法。而这种战法，在清朝的对外战争中，不断地成熟并一一地显露出来，而平噶尔丹的乌兰布通之战便是其中最为经典的一场战例。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酋长噶尔丹，在沙俄策动下，率10万骑兵，击败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札萨克汗部。1690年，喀尔喀蒙古三汗部，撤退到内蒙古，噶尔丹以追出喀尔喀部为名，沿克鲁伦河东进，越过呼伦贝尔草原，沿喀尔喀河入侵，6月10日，进抵今日蒙边界乌尔扎会河。康熙闻讯后，组织兵力，亲征噶尔丹，率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为其左路军出古北口，命安北大将军常宁为右翼军出喜峰口。7月，噶尔丹进至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旗一带，与清军常宁部接战，清军首战失利。噶尔丹乘胜长驱直入，南下到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峰下，清廷震惊。康熙积极调整战役部署，命康亲王杰书在归化（今呼和浩特）设防，截断噶尔丹返回新疆的退路；命索额图等率兵驻守巴林，坚决扼守巴林桥。命福全、常宁、苏努、马哈恩等部速向乌兰布统集结，并从京畿、盛京、吉林、西安等地抽调劲旅参战。7月20日，康熙抵波罗和屯（今隆化），福全挥师10万，在吐力根河（滦河的上源）一线扎营。《圣武记》记载：“清军营盘四十座，连营六十里，周二十里，首发尾联结，屹立如山”（今有十二座连营景观）。噶尔丹抢占有利地形，将指挥所设在乌兰布统峰之上，登高临远，临阵指挥，设“驼城”以战，史载：“贼骑十万陈山下，依林阻水，缚驼足卧地，背箱垛，蒙以湿毡，环列如栅，号曰：驼城。士从栅隙注矢发炮，兼施戈矛……”。8月1日清晨，清军与噶尔丹大战于乌兰布统峰下。清军隔乌兰公河，设鹿角枪炮，列兵徐进。日中，双方炮声震天，杀声遍野，进击中清军右翼军被河泥水沼所阻，内大臣佟国纲（康熙舅父）率左翼军循河而上，“猝为贼打中，殁于阵……弟国维率左翼兵，由山腰卷入，蹙袭之”。激战中，噶尔丹军以驼城掩护，发射鸟铳。前锋参领格斯泰飞舞战刀，单骑“直入贼营，左右冲击，出而复入者再”，侦得驼城虚实。于是清军以铁心火炮，子母火炮猛轰“驼城”，“驼城”断为二，打开缺口，佟国维乘势“由山腰绕后横击之，步骑争先陷阵，遂破其垒”，大胜噶尔丹军。
从乌兰布通战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军是多么重视火炮的应用，这次战役的胜利几乎完全是通过火器和精锐骑兵相互配合从而取胜的。清朝的火器与骑兵既能够合力并战，也能够各自为战，野战骑兵制胜，攻坚则靠火炮轰开缺口，骑兵冲击，防守则深沟高垒用火器吸引敌军猛攻，骑兵侧后包抄。灵活而有威力的火骑配合，才打下了清朝偌大的一个江山。
从皇太极开始，清朝就非常重视火器的发展与应用，康熙时代在宫内造办处、景山和铁匠营设立炮厂，所制枪炮专供皇室和满八旗之用，还专门建立了装备鸟枪、火炮的火器营。为平定三藩之乱，康熙特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适应南方地形特点和便于战场上机动使用的火炮。南怀仁“依洋式铸造新炮”，并进呈《神威图说》一书，介绍了西方的制炮理论和方法。在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末年四十余年间，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制神威无敌大将军、金龙炮、制胜将军、威远将军等各型火炮近千尊。不但数量多，而且种类也不少，乾隆二十一年(1756)颁行的《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载有各种火炮共85种，同年的《皇朝礼器图式》中鸟枪，红衣炮，子母炮这三样火器成为了制式武器。清朝关于火器的兵书同样有不少，比如说薛熙撰的练阅火器阵纪，沈善蒸撰的火器真诀解证，王达权、王韬同撰的火器略说，薛凤祚撰的中西火法，陈旸撰的炮规图说 董祖修撰的炮法撮要。可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以明朝后期的火器普遍应用来责怪清朝不重视火器呢？以至于清朝皇帝说的以骑射为本的这句话变成了清朝火器落后的罪证，可是以上的事例已经证明，清朝根本不是不重视火器的，可是为什么清朝末期的火器与世界的差距如此之大呢？这个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国虽大，忘战必危。”乾隆后期，清朝疆域已经十分稳定，清朝逼沙俄，平噶尔丹，定台湾，并西藏青海，周围已无敌手，于是文恬武嬉，连骑射为本的祖训也变成“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坠地”火器方面的研制当然也渐渐荒废起来，于是本来在明朝就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中国火器就开始更加落后于世界。可以说清初的鼎盛武功导致了其后凄惨的局面，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沙俄在康熙时代不是争霸欧洲，而是回过头来与清朝争霸东亚，那会是怎样的局面？我相信如果历史是这样发展，清朝的火器发展绝不会仅此而已，中国的火器史也必然会写下更加浓墨重彩的一笔。
[附]明朝军队火器编制,装备及运用情况初探 作者：荒地开拓者
公元 10 世纪之初 ,中国已将火药用于军事。据《宋史•兵志》记载:公元 970 年(宋太祖开宝三年) 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公元 975 年 (宋太祖开宝八年) ,宋军用火箭、火炮与南唐作战。到仁宗时(公元 1023 年 —1063 年) ,曾公亮等所著《武经总要》中 ,综述了当时的火器有火箭、火炮火药箭、引火球、蒺藜火球、铁咀、火鹞、竹火鹞、霹雳火球、烟球、毒药烟球等十余种 ,直接反映了我国在公元 10 —11 世纪之初 ,已广泛使用火器。 到 13 世纪中叶前 ,开始出现金属管形射击武器 ———火铳。它的发明使火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到 14 世纪初 ,元人在南宋发明的突火枪和火筒的基础上 ,进一步制成了金属管形火器。14 世纪中叶 ,在全国农民大起义推翻元帝国统治的战争中 ,金属管形火器已普遍应用 ,并已使用弹丸。金属管形火器的出现 ,是火器兵器发展史的一项重大变革 ,从此火器逐步代替冷兵器，并在军队中大量装备。
在明代，当时社会经济十分繁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极为发达，海外贸易非常活跃，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处在萌芽时期，科技的进步出现了新的明显的转机。所有这些新的进步的因素，为明代的兵器、火药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加之明一代，北方长期受到游牧民族的骚扰，东南沿海经常受到倭寇的侵扰，，因此为了巩固边防，抗击外族的进犯，明代十分重视国家武备，对火药、火器尤为重视，视火器为御敌的“长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明代的军队对火器十分重视。由于在各次战争中大量使用火器，使军队火器的编制装备达到了冷兵器时代的顶峰。
早在朱元璋军队在元末进行的战争中，就已经使用了火铳。但这时军队中火器的装备并无定规，文献记载也无法获知军队装备火器的具体比例。在明一统全国后，明政府鉴于火器在战争中体现出来的强大破坏力和火器部队的强大战斗力，开始着手建立专业火器部队和规定火器在军队中的比例，如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政府正式下令规定：“凡军一百户，铳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政府又规定：水军每艘海运船，装备碗口铳四门，手铳筒十六个，火枪二十支，火箭和神机箭各二十支等等。 以上洪武时期明军所装备的火器与冷兵器一与九之比，明显地反映了明代火器装备的普遍，并且已有一定的定制。成化二年（1466），明将郭登向明政府建议，步兵“用神铳手十，弓箭手十，刀牌手各五，药箭强弩手十，司神炮及#3火药者八，杂用者七”。 按照这一规定，当时明军步队使用火器的士兵，已经占编制总数的1/3左右。
此外，从明朝战事最频繁的边军看，其火器的普遍程度也是前代所不及的。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六年（1441年），辽东总兵都督敛事曹义向朝廷奏请：“原领京库铜铳已给军事，恐冬寒操备至有摧折，今各卫库所贮远年造成铁铳七万五千有奇，请令修理，给军操演，遇警仍用铜铳。”正统九年（1444年），明英宗认为，原各边装备的铜铳数量太少，恐怕延误边备，于是决定“于原数外，量宜增加辽东五百三十五，延安绥德等处八百三十，永宁二十，宣府三百，宁夏一百，甘肃五百”。 正统十一年（1446年），明政府又规定：“给延边火器，大同甘肃手把铜铳五百，碗口铜炮四百；宣府铳五百，炮二百；密云铳三百，炮一百；辽东炮一百；独石炮四百”。 明实录记载的这些片段资料，确实充分说明明代军队大量装备了火器。但是，各军的具体装备火器的数量，现在已经无法考证。
明军不仅在军队中普遍装备火器，还建立了专业火器部队。永乐前期创建的专业火器部队神机营，他同当时的五军营、三千营合称京军三大营，担负着“内卫京师、外备征战”的任务，是朝廷直接指挥的战略机动部队。据《大明会典》卷一百三十四《京营》的记载神机营编制主要如下：神机营设提督内臣2名、武臣2名、掌号头官2名，下辖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五军；中军设坐营内臣1名、武臣1，名、下辖4司，每司设监枪内臣1名、把司官1名、把牌官1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的编制相同，各设坐营内臣1名、武臣1，名、下辖3司，每司设监枪内臣1名、把司官1名、把牌官2名。后来有增设“五千营” 设坐营内臣1名、武臣1，名、下辖4司，每司设把司官2名。神机营是朝廷直接指挥调遣的战略机动部队，主要“掌操演神铳、神炮诸火器”，“专习枪炮”，装备了盏口炮、碗口炮、将军炮、手把铳、神枪、快枪、单飞神火箭等火器。
关于神机营的作战方式：
明军装备火器后的作战原则，我们可以从神机营的作战方式中知其大概。神机营创建后，常同五军营、三千营一起，随同皇帝亲征。作战时的布阵原则是：“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前锋要疏，后队要密，锋疏则达，阵密则固”， 战斗开始后，“首以铳摧其锋，继以骑冲其坚”。 这一作战原则，是朱棣鉴于永乐八年（1410）率军亲征漠北大败阿鲁台一战后总结的经验。当时，朱棣命军队以神机火器为前锋，“铳发，声震数十里，每矢洞贯二人，复中傍马，皆立毙-----斩其王以下百数十人”。 在此战后的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朱棣第四次亲征漠北时正式提出了这一作战原则。这是对神机营与骑步兵协同作战的高度概括。总的要义是：作战开始后，三者要互相协同，发挥总体杀敌作用，神机枪炮兵列于全阵之前，各射手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填装弹药，实施轮番射击，摧毁敌人的前锋；待敌阵溃乱时，后队的密集骑兵，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冲击敌军本队，追歼败逃之敌。。朱棣的论述，总结了明军神机营与步骑兵协同作战的新战术，这种战术主要利用枪炮与冷兵器的杀伤距离远近的不同，多层次地杀伤和消耗敌军，达到最后歼灭全部敌军的目的。因此神机营的参战，使古代以步骑兵为主的野战方阵战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以及明中后期一系列战争的发生，火器的运用更加普遍，也更为当时带兵的将领所接受，并在此基础上对火器在军队中的运用进行了更为合理的编制。当时明朝的军队不仅在步兵、水师中大量装备了火器，在骑兵中也装备火铳、火炮，还创造性的发展了前代废弃已久的战车。使火器在军队中的运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明代战车与以往的战车最大的不同点，莫过于使用火器。戚继光讲：战车“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废，车何能御”！ 俞大猷则指出：“车必籍火器以败贼，火器必籍车以拒马，二器之用实相须也“。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的战车上装备了更多、更先进的火器。
明后期战车部队编制如下：
车营：战车营按照营—部——司——局——联——车分六级编制。 每营2部，每部4司，每司4局，每局2联，每联2车。 每车载佛郎机2门，编士兵20名。每局编百总1名、炮车兵80名；每司编把总1名，白总以下官兵324名；每部边千总1名，司以下官兵1300名；每营遍将官1名、中军1名、部以下官兵2602名，总计全营官兵2604名，配炮车128辆，载佛朗机256门。
每营在炮车之外，还有鼓车2辆，编士兵20名；火箭车4辆，编士兵40名；坐车3辆，编士兵30名；大将军车8辆，编士兵160名。以上总共辆17车，250名官兵。全营齐装满员时，共有人员3109名，其中鸟铳手512名，佛郎机手768名，使用火器人员占全营人数的41%左右。
把火器装在车上装备部队进行作战，这是明代中期火器使用的一大发展。赵士祯在《神器谱舫虏车锐议》中写道:“一经用车用锐，虏人不得恃其勇敢，虏马不得态其驰聘，弓矢无所施其劲疾，刀甲无所用其坚利，是虏人长技尽为我所掩。我则因而出中国之长技以制之”。
从车营的装备特点看，他是炮车的机动性、防御性和佛郎机的火力性相结合的产物，他发展了明前期神机营的火力猛的特点，又很好的解决了在对付敌人骑兵时的防御弱的缺点。他是戚继光根据北方地形平坦、开阔，针对步兵在对付蒙古骑兵的作战需要而创建的新兵种。
车营的战法:
在明与蒙古骑兵多次的战争中，明军队根据战车坚固的特点和火器杀伤力大，射程远的优点，明朝的车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法。我们以戚继光的战法为例，来说明明朝车营的具体作战法式。
戚继光的战法是：敌骑进攻，车列方营，鸟铳、火箭、佛郎机轮番施放。如敌不退，火箭车大将军车上的火器齐发。这众多威力较强的火器轮番施放，可以终日不停。这种情况下，敌马惊乱，鲜有不败退的。如敌逼近，附车的步兵分队则出车列成鸳鸯阵，藤牌手在前，次钯手次长枪手次鸟铳手与敌人厮杀。然后有秩序地退回车内。如敌败退，则出骑兵进行追击。
以火器为主的车兵，是能有效抗击骑兵冲击的兵种。但已不是“车能胜骑”的观念运用车兵取胜，它“所恃全在火器”。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俞大猷在大同和巡抚李进文一起造战车，建车营，“卒与虏遇安银堡，以所练车兵百辆，步骑三千，纵击虏万计，追奔逐数百里”。 装备火炮的车营对骑兵的优势在此显露无遗！
战法主要是以车营为屏障，充分发挥火器的威力来进行防御，而不是主动出击，进攻敌人。在敌逼近时，步兵在火器的掩护下与敌厮杀，在敌败退时，出骑兵进行追击。车营的总的特点是使军队立足于不败。
明中后期步兵，除神机营继续保存外，在其他的军队中也普遍装备火器，并且比例非常高。
步兵营的编制与火器装备:
步兵营以部---司——局——旗——队五级体制 每旗3队，每队编步兵12名。每旗编旗总1名，官兵448名；每部编干总1名，官兵898名；每营编将官1名，中军1名，火器把总1名，总计官兵2697，全营官兵2700人。
具体武器装备：
鸟铳1080个及附带配件、火箭6480支，此外还有大刀长矛等冷兵器。从装备来看，火器装备占步兵营总装备的50%。单兵装备是：鸟铳1支、锡鳖1个、铅袋1个、套筒1个、药管1个、铅子200个、火药4斤、火绳3根。
步兵战法：
步兵中使用火器人数的增加使步兵的战法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使火力战斗成为战斗的首要阶段，甚至是主要过程。在明朝军队大量装备火器后，战斗方式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以鸟铳打击敌人，然后才是短兵相接的冲杀。当火器施放后，首先要改变战斗队形——冷兵器居前，火器居后。这时火器也 能给敌一定的杀伤，但不能决定战斗的胜负，决定胜负的依然是冷兵器的格斗。随着使用火器的战斗人员的增加，甚至达到50%，火器越来越成为杀伤敌人的主要武器。敌进百步先鸟枪、依次快枪、次火箭有层次的举放，打击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敌骑兵就可能惊乱败退。
火器的使用，改变了“骑胜步”的观念，步兵利用火炮同样可以战胜骑兵。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的平海卫大捷，戚继光就是首先用火器击退了倭寇骑兵的冲击。因此火器的使用使骑兵的战斗威力降低
骑兵在明朝是主力兵种。在明代的任何一次战争中，骑兵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明代中后期，骑兵开始装备火器，大大弥补了骑兵快速机动有余而火力不足的缺点，在骑兵的发展史上具有开拓性的作用。
骑兵营的编制与火器装备：
骑兵营的编制为部---司——局——旗——队五级体制 每旗3队，每队编步兵12名。骑兵营与步兵营的编制和官兵数量相同，总计全营官兵2700。
具体装备是：
鸟铳432支，快枪432支（）杖432个虎尊炮60门。
战斗中列成方正，前方设拒马，阻敌骑兵冲击，继以火炮轰击，以步兵利用炮火掩护实施冲击，最后以骑兵追击。骑兵营装备了轻型虎蹲炮后，骑兵快速突击和攻坚能力大大加强。戚继光编练的以骡马驮载虎蹲炮的骑兵营，是我国骑兵史上的最早骑兵炮。
由于在军队中火器装备比例的大幅度上升，其作战中火药和弹药的携带量依然就大量增加，因此，在明代的“戚家军”的编制中也有了“辎重兵”这一专门兵种。 虽然在此之前，历代都有守辎重的兵卒。但正式将他们列为兵种的，定出编制，还是首见于戚继光的军队中。
辎重营的编制与装备:
辎重营分将官——千总——把总——百总——车正五级体制。每营将统2名千总，千总统2名把总，把总统4名百总，百总统5名车正，车正管车1辆，载佛郎机2门，编士兵20名。全营总计有炮车80辆，佛郎机160门，鸟铳640支。
据《练兵实纪杂集》称，创辎重营的目的是为了快速运粮，支援部队作远距离追歼敌军。为了保证运粮的安全，全营装备了强大的火器。从辎重营的这些装备来看，他既保证了运粮途中的安全，也可以使辎重营在到达战地后迅速投入战斗。与车营相比，辎重营的火力相当于2/3个车营。
在冷兵器时代，水战虽然可以用箭射杀甲板上的敌人，但要彻底战胜敌人主要靠犁沉敌舰和接舷战法。在明代火器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明朝水军虽然并没有完全屏弃犁沉敌舰和接舷战两种战法，但更重要的是装备火器，以火器可远距离攻击的特点击沉敌方战船。
水兵营的编制与火器装备。
营——哨——船三级体制。其中有大型福船4艘、中兴海沧船2艘、小型苍山船4艘，共编有战斗兵员40甲，总共440人，加上后勤人员，共计510人，每哨225人。装备佛郎机和鸟铳共有14甲154人，其他各种火器手10甲110人，装备有火器人员占全部兵员的50%。具体战船装备的武器总计如下：
福船：大发贡1门，大佛郎机6座，碗口铳3个，喷筒60个，鸟嘴铳10把，烟罐100个，弩箭500支，药奴10张，粗火药400斤，鸟铳火药100斤，努药1瓶，大小铅弹300斤，火箭300支等。
海沧船：大佛朗机4座，碗口铳3个，鸟嘴铳6把，喷筒50个，烟罐80个，火炮10个，火砖50块，火箭200支，粗火药200斤，鸟铳火药60斤，努药1瓶，大小铅弹200斤，火箭200斤支等。
苍山船：大佛朗机2座，碗口铳3个，鸟嘴铳4把，喷筒40个，烟罐60个，火砖50块，火箭100支，粗火药150斤，鸟铳火药40斤，努药1瓶，大小铅弹160斤，火箭100斤支等。
从以上火器的装备情况看，所装备的火器具有大中小型相结合、远中近射程相兼备的特点。
水战的变化：
较远距离接战，以火器为主，火器和冷兵器相结合，多层次地杀伤敌人，是这一时期水战战法的主要特点。永乐七年（1409年），交趾总兵英国公张辅出师咸子关，但敌人守备森严，对岸立营寨，江中列船百余艘。张辅趁刮西北风，向敌人发起进攻，“以战船齐进，火器迅烈，矢发如雨”，斩敌数千，溺死者不可胜计，生擒二百余人，得船二百余艘。 永乐十七年（1491年），倭寇三十余舟侵犯辽东沿海，泊马雄岛，登岸直奔望海埚。明将刘荣依山设伏，并遣将切断倭寇归路。当倭寇进入埋伏圈后，刘荣令伏兵举炮猛烈轰击，战斗从辰时打到酉时，斩敌千余级，生擒一百三十余人。
三:
虽然明朝军队装备了大量的火器，并发展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术，但是由于封建体制的束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明军还存有很多问题。明朝军队装备的火器数量和质量，都还未发展到完全冲出冷兵器时代。火器的运用，毕竟还有不少缺陷，正如明人刘焘在论及火器实战得失时所云:“火器之为利也，迅如雷霆疚知闪电，利莫利焉者也，然必须有火线、火绳、火袋、锤屑、炮子诸器俱备，而后所长得逞。或者天时之阴雨，风气之拂逆，徒有负载之劳，俱置于无用之地，则钝莫钝焉者也。五百步之外，固可以伤人，使敌入百步之内，则点火不及，当人马纵横之时，则开放不便。”
明代所以当时的火器部队临阵，如果没有步骑兵的配合与保护，还不足以稳操胜算。
战术思想严重僵化阻碍了军队的发展。明朝军队虽然装备了当时最好的武器装备，但在历次对外，对内战争中却败多，胜少，原因何在？其中固然有卫所制度的腐败，国家财政崩溃等宏观问题，但是军队的战术思想严重僵化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明初朱棣提出了 “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火器作战原则后，成为明军一条亘古不变的金科玉律。由于当时火器技术的落后，在火铳发射后有一个延时的再填装时间，蒙古，后金军队往往利用这一时间采用轻骑冲击的战术，明军往往大败。
将领素质的低下阻碍了火器威力的发挥。随着火器威力的增大，战斗队型疏散，战地范围扩大，战斗指挥方式相应地起了根本的变化。冷兵器战斗要求于战斗指挥员的是亲自领导所属军队向敌人冲杀，而一次战斗的胜败，也往往直接决定于这种兵对兵、将对将的搏斗。但是自从火器大量应用于战斗，其杀伤力十百倍与往昔，而日益增多的不同火器，其性能和用途又各有不同，如何组织运用这些威力去争取胜利，就成为指挥员的重要职责。因此，指挥员已经不是亲自杀敌，而是要冷静的判断情况，不断地适应情况变化，正确定下决心，及时组织自己的力量，投入有利方向去夺取胜利。 也就是说，谁能有效组织火器的运用，谁就能取得胜利。但明朝将领除了戚继光，俞大猷，孙承宗，袁崇焕等极个别将领外，大多不能认识到这一点。
尽管如此，明朝军队装备火器及其运用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值得自豪的篇章，因为从其制造技术、装备和使用规模的情况来看，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附]明末军队胜败得失之战术详解
军队编制
“有资料称，当时欧洲和日本，火器是对付骑兵最有效的办法。枪炮一响，战马受惊，骑兵阵列最容易发生混乱。不知明军是怎么打的。”
“最先是抚顺之战，明清的第一次大规模野战爆发，对阵双方为广宁总兵张承荫的万余援军对努尔哈赤的两万清军，时明军分三处据险、掘壕、列火器安营。张承荫企图以3营分进的方式与后金决战。二十一日，双方激战于抚顺关东边外。后金兵冒死陷阵，战不多时即将明军三大营层层围困。明军不能敌，右营游击刘遇节率先逃走，各营相继溃乱。后金兵随后追杀，明军死伤无数。总兵张承荫及副将、参将、游击、千总、把总等官共50余人阵亡。后金军追杀40余里，歼明朝援军十之八九，获战马9000余匹、盔甲7000余副，其它器械无算。这场仗似乎就是一场魔咒，以后的明军野战，几乎统统是按照了这场战斗的模式一场场地输掉。
接着就是众所周知的萨尔浒大战，首先就是被世人诟病的分兵四路，分进合击。对照上面的抚顺之战，有没有看出什么相同点？不错，明军又开始模式化的分兵，搞什么分进合击，总帅杨镐犯这个毛病，手下将领接着犯，如同传染病一般。首先是抚顺路主将杜松，他到达萨尔浒之后，立马分兵为二，自己亲自率领一部进邸吉林崖，攻打界凡城。而另一部则在萨尔浒山下据险、掘壕、列火器安营。然后是开原路主将马林，听到杜松被全歼之后，立刻将军队一分为三，也是分三处据险、掘壕、列火器安营，真是想方设法地将自己的军队分散，给对方各个击破的机会。最后明军四路大军落得个三路被全歼，明军文武将吏死亡三百一十余人，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丧失马、骡共二万八千七百六十余匹的结果。
再然后就是被明人评价为凛凛有生气的浑河之战，这场野战其实是包含在辽沈大战的大框架之内进行的，总兵童仲揆,陈策,副总兵四川石柱都司秦邦屏，游击周敦吉等知道清军逼近沈阳，于是率万余人援救沈阳，可是走到半路沈阳就失陷了，明军将领都很有气概，皆 愤曰：“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于是还是要将沈阳夺回来。有此气概当然是好事，可是之后明军又像中邪一般开始玩分兵扎营的套路，明史载“敦吉固请与石砫都司秦邦屏先渡河，营桥北”这个固字真是让人玩味再三，这说明秦邦屏的本意并不愿意分兵，结果还是被赶鸭子上架。要不是此人最后战死，恶魔还真怀疑他是清军的奸细！最后的结果不说自知，除了之前败走的副将朱万良、姜弼之外，明军再一次全军覆没。”
（以上904字zt恶魔之读书者文章《明清火器的迷思》）
在天涯社区秦大路先生的《关外辽东第一局――明金萨尔浒大战解析》一文中，我和秦先生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我在那里的ID是“安西都护”）。“我认为此战关键在于明军的冷兵器步兵缺乏训练，诚然火器是当时欧洲战场制胜的关键，但是冷兵器步兵顶不住的话，火器的优势是无法发挥的。公元16世纪，由于火枪处于当时兵器和战术中的从属辅助地位，因此它的杀伤力受到了限制。在整个16世纪里，尽管作战中火枪对长矛的使用比例在缓慢增长着，同时火枪的性能也在逐步提高，但是多数战斗是通过白刃战决定胜负的。当时杀伤力最大的兵器不是新流行的火枪，而是老式的长矛、长枪和剑在欧洲，大胆查理的兵种比瑞士人齐全，武器更先进，但是却兵败身亡也缘于此。1477年的马拉之战，瑞士人的火器绝对没有大胆查理的多。瑞士军首先让长矛兵发起冲锋，击破敌人的横队，然后位于纵阵两翼的戟兵就跟着冲进敌阵.....”
秦兄对我的回答是：“天哪，1477年？萨尔浒之战是1619年。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是1618年开始。你拿十五世纪的火器说事，殊不知萨尔浒之战与三十年战争都是十七世纪的事件。快两个世纪的发展，火器越来越成熟。最终，到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列强靠火器横扫全球，世界文明到此阶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殊不知， 萨尔浒之战与三十年战争两者有很多不可比性，我举个1477年的例子应该不算很荒谬吧。我在这里试着找出几条原因，欢迎各位网友批评指正。
自从人类历史开始有文字记载以来，军事战术、军队的编制和军事学说，不仅受武器不断更新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如何用兵、如何使用武器的新的思想和概念的影响。合理而创造性地使用现有的武器的思想，大大地促进着军事的发展。
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军队采用了一种较重的轻武器——最大射程为300码的滑膛枪，能在200码处射穿护胸甲（而其他武器在80码以外就几乎不能造成任何伤害，据《剑桥战争史》）目的是想努力加强它的步兵战斗力。虽然这种火绳式滑膛枪是一种结构简单的枪械，但实际操作却相当复杂，光是装填弹药就有大约90个不同的步骤。这种滑膛枪必须支在木叉架上进行射击，装弹和射击比火绳枪花的时间更长，这样，原来已经相当复杂的操作和装弹训练就变得更加繁琐了。由于枪体要用木叉架支撑，因此操练的安排更为复杂，造成发射速率很低。滑膛枪在发射以后，士兵光是移动木叉架就要做大约15个动作，然后才能开始换装弹药。换装弹药究竟需要多少次动作取决于计算动作的方法。譬如，把子弹从弹盒里取出来可以算作1个动作，也可以说是4个动作：打开弹盒，取出子弹，放到嘴里，关上弹盒。为了确保训练和操练时特别是紧张的战斗中动作的正规化，每个简单动作都要分开练习并十分重视。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改进滑膛枪并减轻了它的重量、提高了它的发射速率之前(参见第16章)，它最多每三分钟可以射两发子弹。但是，由于滑膛枪在射程、精确度和冲击力方面大大优于火绳枪，因此人们并不在乎它发射速率较低的缺陷。到了16世纪末，滑膛枪基本上代替了火绳枪，成了欧洲步兵使用的基本兵器（据《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军械上的戏剧性突变伴随着战术上的同样的戏剧性突变，可能将有50列的长矛方队变为10列滑膛枪横队。（据《剑桥战争史》）请注意，这里滑膛枪是前提。
明军当时的火器多为鸟铳、佛狼机，未见有大规模装备滑膛枪的记载。明正德七年(1512)，明军平定南海，缴获三艘海盗舰船，得到了“佛郎机”火器。“神机营”的武器专家改进了缴获的火器，创制出佛郎机铳，又称为“神机炮”，并批量生产，使中国的火器跨跃了一大步。但佛郎机铳是大口径火枪(炮)，需三人同时操作一门。九年后，嘉靖元年(1521)，明军在广东新会西草湾，又从缴获的两艘葡萄牙舰船中得到欧洲火绳枪称“西洋番铳”。“鸟铳” 为中国仿制日本的火绳枪，《武备志》说：“后手不弃把，点火则不动，故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又因其所安装的弯形枪托形似鸟喙而被称为“鸟嘴铳”，也有人称其为鸟枪，射程大约 100米，作战时，首先在较远的距离上（300步）使用车载佛狼机。待敌骑接近到100步时，鸟铳手实施齐射。
据戚继光《练兵实纪》记载，车营共编3109人，其中鸟铳兵512人，佛狼机手768人，两者合计占总人数41%，既有远距离火器和近距离火器，这个比例是较为合理的。但是步兵营共编官兵2699人，其中鸟铳手1080人，杀手1080人。鸟铳手占总人数的40%，加上火药箭手后，使用火器的士兵约占50%。这个比例就有一定问题，首先，缺乏对100米外敌军的有效杀伤手段，而骑兵在100米距离上的冲锋就是几秒钟的事；其次，冷兵器比例过少且兵器五花八门，有相当一部分兵力使用长把刀、镋钯、马叉、铲等，能有多少兵力可以编成长矛兵方阵是颇可怀疑的。依托城塞防守，这个编制是合适的，但是如果在野外、在林莽泥涂等复杂地形，布设车载佛狼机需要时间，复杂的战场又不可能允许你从容布置。好战术如果不能和实际情况相适应，也就成了坏战术。而在欧洲的情况，1571年西班牙的尼德兰军团举行了一次检阅，总人数为7509人，包括450名军官，596名滑膛枪手，1505名火绳枪手，其余的使用长矛——一个大约2条枪对5支矛的比例（杰弗里·帕克《剑桥战争史》）。实践证明，长矛是对抗骑兵的有效手段。“在1386年的曾帕赫战斗中，瑞士军几乎全部使用戟。虽然他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损失十分惨重。从此，他们便把戟跟长矛(它延长了士兵的杀伤作用距离)结合起来使用。瑞士军首先让长矛兵发起冲锋，骚扰敌人的横队或方队，然后位于纵阵两翼的戟兵就跟着冲进敌阵。在曾帕赫战役之前，瑞士的武器库里也还包括不少别的兵器。比如用双手执的剑，晨星棍(头上装有尖铁的棍棒兵器)，卢塞恩锤(戟的一种，头上不是斧刀而是弯曲的尖叉)，当然还有十字弓等。这些兵器因威廉·特尔而曾经变得相当出名。但到了1500年，在由长矛兵和戟兵组成的瑞士军队中，除了十字弓外所有这些兵器都销声匿迹或变得无足轻重了。瑞士军以300人左右规模的连为基本作战单位，其中约有250名长矛兵，排成16乘16的方队，其余为戟兵或十字弓士兵。” （据《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如果明军这50%里有25%装备滑膛枪，或者，即使装备神臂弓、克敌弓一类的强弩的话，问题就简单多了， 结果也会大不相同。
我看到有些网友提出“西方赞誉为北欧雪狮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那支横扫欧洲的军队，也没有达到这样的规模。只有三分之一的军队装备火器，其余还是用长矛等冷兵器，而萨尔浒之战时，明军半数以上部队都装备为火器”，以此证明明军的火器世界第一，言语间似乎对长矛很蔑视。首先，瑞典军队的基本战术步兵单位是中队，由408人组成，其中长矛兵216人，滑膛枪士兵192人。长矛兵排成6列，居于编队的中心，所谓“三分之一”不知从何说起；其次，长矛在2000多年的战争里决定了无数次战斗的胜负，直到今日化为枪管上散发熠熠寒光的刺刀，我们至少要给它以应有的尊重。“除了革新军事体制外，古斯塔夫在武器装备方面也进行了重大的改进。当时大多数国家的步兵已经不再使用盔甲，但古斯塔夫却仍让长矛兵穿上胸铠和胫甲。为了防止敌人的骑兵用剑劈断瑞典士兵手中的长矛，他在长矛的上段包上了铁。为了不使长矛太重，以致无法挥刺，他把长矛的长度从16英尺缩短为11英尺。他用火绳滑膛枪取代了普通火绳枪，并把火绳滑膛枪的重量减少到比别国的更轻。” （据《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实在不应该小看长矛。再者，这种观点是似是而非的，打仗不是比谁的火枪多，而是看你的武器能否发挥作用，能否产生战斗力。古斯塔夫决不是因为装备不起火枪才使用长矛。在齐射后换装弹药时，士兵就丧失了战斗能力，因此这时长矛兵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保护滑膛枪士兵的最好办法是长矛兵向敌人发动进攻。这样长矛兵就不仅仅用来保护滑膛枪士兵，它的作用范围变得更广了。它可以用来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而滑膛枪齐射只是作为长矛突击的前奏，就象骑兵冲锋时的情况一样。正当长矛兵在别国军队中迅速淘汰的时候，古斯塔夫把它跟射弹兵器的火力结合起来，从而重新使长矛成为一种进攻性兵器。在那个时代，如果一支军队100%装备火绳枪，它只能是任人宰割的对象。
将领不仅需要关注士兵手中的武器，也需要关注士兵的心理。诚然，火器的出现带来一些战术上的利益，但也给指挥官控制部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胡林翼所说：“标式以选精锐，不可专用火器也。宜长短相间，长兵者枪炮弓箭是也；短兵者，刀矛镋棍是也。叔世人心怯儒，偏重火器，谓可杀贼于百步之外；无跳荡搏击之危，非特贼刃难加我身，并贼血亦不得污我衣，且隐计于百步内外开炮，若见势头不好，弃枪炮逃去，贼追不及，何便如之！兵因火器强，亦因火器弱。诚然！诚然！昔冉子用矛入齐师，孔子称其义，为其奋勇直前、舍生以合事宜也。乌枝鸣用剑败华氏，谓用少莫如齐致死，齐致死莫如去备。此二事乃兵家不传之秘，后世得其秘者，岳忠武之背嵬军五百人、本朝岳威信之马兵三十六人、杨昭武长枪手百人，皆是也。”
当然，于19世纪他所说的这番话在世界范围来看已经落伍，但对于16、17世纪早期的军队是适用的，我认为当时的清军还停留在那个时代。
综上所述，明军的可悲之处在于既过高估计了早期火绳枪的威力，又未来得及将滑膛枪等较高级火器投入战场。
兵器杀伤力的理论指数(TLI)（摘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兵器名称 TLI
白刃战兵器(剑、长矛等) 23
标枪 19
普通弓 21
长弓 36
十字弓 33
火绳枪 10
17世纪的滑膛枪 19
18世纪的燧发枪 43
如果明军仅仅是一二人如此，那还可以解释是将领无能，不懂战术，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几乎明军将领个个在面对敌军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搞列阵扎营，等待敌军进攻的套路，这么一来问题就大了，到底根源在哪里？我们知道，由于宋朝强干弱枝，武人的实力被大大地削弱了，明朝虽然以宋代为鉴，打死不肯谈判，可是宋朝的重文轻武之风却学了个十足十，尤其爱搞什么文臣行武事，似乎读通了之乎者也的八股文就能无往不利，圣人的一句话顶一万个兵一般，于是历届辽东经略（也就是辽东的最高军政长官），从杨镐到王之臣，居然都是读八股文的进士出身，没有一个是职业武将！他们中间干的最出色的袁崇焕，也不过是勉强维持，没有丧师失地。至于想靠他们反攻，那更是镜中月水中花，几乎没有实现的那一天了。而辽东的局面，也在这些行武事的文臣手里一天天地被败坏下去。这些还只是大方面，战术方面的败笔是受谁的影响呢？这里我不得不举出明朝的两员名将，戚继光和俞大遒，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是正是此二人一手建立的明朝车战战术最终使得明军在战术层面上不敌清军。大家看恶魔的浅谈明朝的火器,海战与车战一文就知道，戚俞两位将军的车战战术最终极的目标是将战车变成有足之城、不袜之马、移动的火炮，集城他的防韧性、战车装载机动性和火炮的杀伤性于一体，使之能攻、能守、能移动。可惜目标是远大的，希望是美好的，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明军所期望战车能达到的目标直到坦克的出现才完全实现，在这之前，明军的战车既没有机动性也没有冲击力，而且还对地形要求颇高，每每遇敌，不是猝不及防，来不及布置好那费时费力的车阵就被打垮，就是只能呆板地结车等待敌人进攻，一旦敌军打开一个口子，那么即便是优势兵力照样会全营崩溃，并且车是排在第一线拒马的，但是车上面载得却是明军的各种类型的火炮，于是明军的火炮就变成了在第一线拒敌，将火炮放在最危险的地方，如此明军火炮的下场可想而知。
明军当时火器通常是一齐发射，线式战术在明军中似乎没有市场，清军很容易就能够用特制防御火器的楯车吸引明军第一波的火器齐射，然后用重骑兵快速冲锋一举摧垮来不及装弹药的明军。即便侥幸击退敌军，根本无法做到聚而歼之，敌军很快就可以卷土重来，大凌河之战便是最好的例子，以优势兵力将清军击退，但是清军立刻重组兵力，再次发起攻击，终于突破一部，全线崩溃。其实在明朝，曾经有过非常强悍的骑兵队，明成祖朱棣五征蒙古，靠的就是强悍的骑兵，可惜可以和关外诸族一争雄长的骑兵在车战战术之下，渐渐地消磨掉了他们的锐气，最终不堪一战。明代历届辽东经略，也只有袁崇焕认识到了骑兵的作用，最后组建了关宁铁骑，试图与清军野外决战，可惜这样的优秀骑兵最终只是在北京城广渠门外惊鸿一现，最后随着袁崇焕的被杀，有的在愚蠢的指挥下全军覆没，有的随着吴三桂归顺了清朝，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以上1155字同zt自《迷思》一文）
恶魔网友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明军使用车营的实战效果不佳，但却无法解释历史上使用车营成功的例子。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武器本身，而在于使用武器的方式。
“战术的成功往往来自与当代武器相一致的共同气质，而传统的产生是为了重复已经证明在过去是成功的东西。”——帕特里克·奥利沙文 [美国]
“车战，三代用之，秦汉而下，寝以骑兵为便，故车制湮灭，世莫得详。至汉卫青击胡，以武刚车自环为营，纵骑兵出击，单于于是遁走。李陵深入胡地，猝与虏遇，众寡不敌，陵以大军为营，引士于外，千弩俱发，虏乃解去。晋马隆讨树机能，贼乘险设伏，遏绝隆前后，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以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遂平羌众。唐马燧亦造战车，蒙以狻猊象，列戟于后，行则载兵甲，止则为营阵，或塞险以遏奔冲。
用车之道，阴湿则停，阳燥则起；贵高贱下，驰其要害，逐其粮草；若进若止，必从其道。敌人若起，必遂其迹。其士须选少壮?乔健，走追奔马，及驰而乘之，则前后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缚车旗，力可引其八石，能射前后左右便习者，名武车之士，眷之不可以不厚也。然用车之道，死地有十，胜势有八，不可不审察也。
可往而无以还者，车之死地；越绝险阻，乘敌远行者，车之竭地；前易后险者，车之用地；陷之险阻，出而无以返者，车之绝地；圯下渐泽，黑土粘埴者，车之劳地；左险右易，上陵仰阪者，车之逆地；殷草横亩，犯历深泽者，车之拂地；车少地易，与步不敌者，车之败地；后有沟渎，左有深水，右有深堑者，车之坏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溃地陷，前不能进，后不能解，车之陷地。此十者，车之死地也。拙将之所以见擒，明将之所以见避。凡以车陷敌者，敌之前后，行阵未定，即陷之；旌旗扰乱，人马数动，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后，或坐或起，即陷之；阵坚不固，士卒前后相顾，即陷之；前往而疑，后恐而怯，即陷之；三军卒惊，皆薄而起，即陷之；战于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远行而暮舍，三军恐惧，即陷之。此八者，车之胜势也。将明于十害八胜，敌莫之御也。至若胡骑剽轻，以安车制之，适当其理；河朔坦平，以车骑行之，正得其便。前贤著说，皆可推用。故谓以车御侮，以骑逐利，行有所恃，止有所息，居则不可犯，动则不可失机，此用车之利。” ——《武经总要》
“15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约翰·齐斯卡手下严阵以待的胡斯拥护者曾将一批各种各样的原始炮放在由马车围成的营垒中，在作战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并对战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历史上很少有哪种新式兵器可以与它相媲美。胡斯拥护者的士兵将二轮或四轮马车排成纵队前进。大部分马车有金属装甲，车子的两边开着炮眼。在有装甲的或敞篷的四轮马车上，装了许多小型射石炮，军队里大多是徒步作战的士兵，有的配有手枪，而大部分手执长矛。此外，还有少量披着轻型盔甲的骑兵，负责进行侦察和反击敌人。齐斯卡总是想法避免在野外发起进攻战。他的战略是尽量深入敌区，选择一个有利的防御阵地，建立起由马车构成的营垒。这种马车营垒可以用来发起进攻，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炮的牵引马车常常围成一个临时防御营地，用链子将马车连接起来，并在防御营地前面挖一条防护沟。射石炮设置在车与车之间的地方，或者放在四轮敞篷马车的上面，但更可能架在泥土筑的工事上或坚固的木制炮架上。火枪手和十字弓手在车与车之间或者通过装甲马车的枪眼进行射击。还有一些长矛兵负责保护射石炮，防止敌人步兵砍断连接马车的链子。不过敌人往往早被炮火压住，因此长矛兵很少有用武之地。一旦敌人的进攻被击退，齐斯卡部队的长矛兵和骑兵就发起反攻，以最后解决战斗。”——《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明军之败，并非败于车营本身，而是败在兵无节制、有正无奇。前一点，明末的各次战役中均有出现。例如汝州之役，孙传庭新练的火车兵从没打过仗，早已不知所措，“脱挽辂而奔，车倾塞道”，顿时阵脚大乱，互相拥挤，乱成一团。
第二点正如这张阵图所反映的，四面平分兵力，将骑兵这个本应最具机动力的兵种置于方阵中心，使其完全丧失了机动性和锐气，一点被突破则全线崩溃。
应该怎样部署呢？我提出一种改进意见：打破原先每营二部，每部四司，每司四局，每局二联，每联二车的编制，以12—18辆车组成的小方阵为一个战斗群，配置炮、铳，实际将其作为一种野战工事，呈棋盘格阵形，使进攻每一点的敌军都受到三面火力杀伤，长矛兵负责消灭渗入间隙的敌军，在铳手齐射后发起突击，骑兵配置于侧翼，制止敌人的迂回，对敌军发起最后的冲锋和追击，另外还可保留一些散兵以备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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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车营
■ ：长矛兵方阵
▲ ：骑兵
这种想法不是无中生有的，古罗马军团曾以灵活的棋盘格阵形称雄欧洲数百年。16世纪和17世纪初期的欧洲将领们也擅长于长矛兵方阵，比如1620年布拉格白山战役的双方，只有此后瑞典军凭借其滑膛枪装弹速度，排成更长更细的阵形。
另外，这有解决前面所说的“若见势头不好，弃枪炮逃去”的问题，因为逃兵面对的不再是坦途，而是己方密不透风的矛刺组成的一面墙，将受到千戳万刺的最后行刑。如此则合《李卫公兵法》“古之善为将者，必能十卒而杀其三，次者十杀其一。三者，威振于敌国；一者，令行于三军。是知畏我者不畏敌，畏敌者不畏我。”之遗义。
长矛兵方阵对于我国来说也不是新鲜玩意，段炯、朱超石、岳飞、杨沂中等都使用过，只要认真操练，是可以收到功效的。有识之士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近人有为西国练兵说者，曰：其用骑兵也，进则居前，退则殿后，未陈为冲突之需，既战为夹击之用，其法始成一队，继分两翼。其用步兵也，炮队在前，枪队在后，刀附于枪，不设别队，初战尚远，先以炮，渐近以枪，再近则手枪，逼近则刀刺。其演法一日两次，七日一息，专习步骤间，演手法不加火药，加火药岁止数次。若新募之勇，先令排班齐立，教以前后左右旋转方向，无有先后，然后教以步伐，脚必相同，步必有准，步法熟乃教以陈法。一行变两，两行变四，反本还原，复合为一。其最佳者为方陈，外密如墙，内施火枪，利于平原旷野，以拒马队，骑兵遇之辄失利。此其说之大凡也。嗟乎！古法八陈之废于唐宋也，人人皆以为不可行也，然西人固已行之矣。且行之得效，而谈时务者，目为西法，不复深究其由来，然亦幸陈图多伪，托西人得其粗，而不尽得其精，故仓猝遇大陈，马队之包抄而不易退出也；能野战制胜，而攻城专恃火器，不克捷登猛进也；其驻队纵能坚忍，而以树林隐翳之炮队击而摧之，有余也，且贪用大众，散住民房以扰民，及其陈而后战，但能恃众淩少，不能出偏师以用奇也。然得古法之一二，即可以练兵蓄锐，则又因以知实用之胜于空谈万万也。故端居发愤，而述为此篇。
可惜黑火药的威力实在太小，如果当时的政*府能注意问题所在加以改进，历史将在此时出现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