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然而,济慈尝试在自己诗化的“规则和界限”内捕获拉米亚的魅力,他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描述可以真实刻画非洲而不会有损其生命?这一时期的作品显示,欧洲人通过探险作品或者诗歌,基本上设计了一种致命的占有程式。例如蛇(或大毒蛇),被博笛、约翰—史德曼中尉(Captain John Stedman)和约瑟夫—里奇(Joseph Ritchie)等科学作家归类为非洲的自然风景,因此不仅可以捕猎,亦可作解剖标本。博笛用极其标准的博物学家口吻说,非洲变色龙可挖掘、可归类、可拥有。
三、伏都教之蛇类意象渊源与《拉米亚》济慈认为,拉米亚的蛇类本质和它的象征意义本身就是文化的交际和互动。对西方读者而言,拉米亚的形象象征着基督教传说中善言的爬虫和它带到世界的邪恶。而济慈笔下的拉米亚又同时是女人,这自然是夏娃和恶魔心肠的毒蛇的结合(尽管在中国,白蛇娘子也同时具有女人与蛇这两类性质,意象却完全不同)。1.在19世纪早期的非洲和加勒比社会中,蛇是含有丰富意义的。很多欧洲游记把非洲描述成一个天堂,但对于蛇在非洲神教中的中心地位却了解很少。摩洛—圣莫利(M.L.E .Moreau de SaintMery)1797—1798年间曾详细描述了伏都女巫带领下的“蛇教”,强调了蛇的非欧洲特点。但是,在浪漫主义时期所有的欧洲文学作品中,非洲人和西印度群岛人赋予蛇类的意义常被当作神经无常的表现。自然而然的,蛇类崇拜成为奴隶强有力的法宝,却成为白人永久的头痛。
浪漫主义时期关于奴隶贸易的辩论中,非洲人和蛇通常会一起出现。发行甚广的小册子《黑人奴隶制度的辩解,或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非人道之辩解》(AnApology for Negro Slavery :or the West India Planter Vindicated fromthe Charges of Inhumanity (1786)就把蛇类崇拜作为维护奴隶制的原因之一:“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人是十足的无知、偶像崇拜和野蛮。他们崇拜蛇和其它野兽,以为这样它们就不会伤害他们”,似乎非洲人的蛇类崇拜只是对邪恶的尊崇。很快,那些“信仰蛇类、爬虫,接受邪神”的非洲人就变成了西印度群岛奴隶——他们“除了信仰魔鬼(obeah ),一无所信。”
对西印度群岛和西非人而言,白色的攫取就意味着邪恶和死亡。博笛在谈到他亲眼目睹的阿善堤宗教仪式时说:“他们吐一点液体在地上,作为对巫神的供品。他们从椅子上起身,随从立刻由侧翼护驾,以妨白色的恶魔对主人不利。”而对于英国人所知的黑白魔鬼之别,约翰—亚当斯上尉(Captain John Adams)描述更为清晰:在英国,邪恶可能是黑色的;而对于黑人,邪恶永远是白色。在济慈的诗中,阿波罗尼的秃顶就意味着白色,而他那邪恶的、召唤魔鬼的眼睛,更证明了英国式占有(British possession)的系统的因而是毁灭性的一面。他到达宴会时,拉米亚就要和里修斯结成连理。而阿波罗尼那心平气和的脚步、耐心的思虑和苛刻锐利的眼神终于把可怜的拉米亚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