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pzjxt 于 2013-11-12 21:35 编辑
每次读到这些悲伤的文章，恰好都是心情不好的时候。这是一种巧合？必然？还是宿命？
真被这个短篇感动了，一方面觉得作者的文笔真的不错，只怕我没能转述出十分之一。另一方面我一直觉得所有10岁前的小女孩都是凡间的精灵。失去一个7岁小女孩，对父母来说真是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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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有多沉，悲有多深 WEIGHTS ANDMEASURES
作者：朱迪·皮考特 Jodi Picoult
译者：pzjxt
没有孩子的早晨，是最振聋发聩的早晨。莎拉从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就在等待着：银铃一般的咯咯笑声，从床上跳下来的咚咚声——但此时传来的只是厨房里咖啡壶的嘶嘶声，想必是亚伯昨晚定好了时间，这会儿咖啡正好煮开了。她从亚伯侧卧的身体上方瞥了一眼闹钟。有那么一刻，她很想摸摸他古铜色的肩膀，或者挠挠他的黑色卷发，但和大多数时候一样，这念头还没等她想起来实施就消失了。
“我们得起床了，”她说。
亚伯没有动，也没有转过身。“好的，”他说，从他的声音判断，她知道他也一直是醒着的。
她翻了个身背对着他，“亚伯。”
“好的，”他又应了一声。然后一咕噜起床，一头钻进了卫生间，门还没关紧就打开了淋浴水龙头，他以为莲蓬头的水流声可以不让别人听见他的啜泣声。
亚伯此生最糟糕一天不是你想的那一天，而是那之后的第二天，是他为女儿挑选棺材的那一天。莎拉苦求他去，因为她自己受不了坐在那里谈论如何处理她的女儿，就好像要把一盒穿不了的旧衣服储存在什么干燥安全的地方似得。那个殡葬师是一个和蔼的，秃顶的很厉害的灰眼睛男人，他一见到亚伯就问他是否见过了自己的女儿……去世后的。亚伯已经见过了——就在医生决定放弃后，护士拔掉了那些管子，推走了急救车，他和莎拉被允许和他们的女儿道别。莎拉哭喊着跑出了医院病房。亚伯则坐在病床边上，他的体重压皱了塑料床垫，他的手指穿过女儿的手指紧握着。恍惚间，他惊悚的感觉女儿动了，随后又意识到那只是自己的抽泣晃动了病床。他这样坐了一会儿，然后设法把女儿拉到他的腿上，自己则蜷缩在病床上，就好像他是个病人。
让他记忆深刻的不是她的小身体越来越僵硬，也不是他抚摸着的皮肤越来越苍白，而是与早上他抱着她冲进急诊室时相比，她的体重好像稍微轻了一点。对于他这种以计量工作为生的人来说，能有如此敏锐的感觉也算不上有多了不起，即便是在这种悲痛欲绝的时刻。亚伯记得曾听一个验尸官说过，人在死后会失去二十一克的重量，那正是人的灵魂的重量。然而，此刻怀抱着女儿的他意识到，这个说法错的有多么离谱啊。失去的应该用里格（注：长度单位，1里格约等于3英里）来计量：那是在时间的长河里，他再也不能陪女儿度过她掉第一颗乳牙时的片段，陪她度过被男朋友伤透心时的片段，陪她在毕业典礼上把帽子抛向天空时的片段。
失去的应该用弧度来计量，就像计量角的大小：两个边之间的分分秒秒，加起来就是那分离的度啊。
我们建议你女儿穿她生前想穿的衣服，殡葬师曾经说过。
她要穿她最爱的聚会礼服吗？或者穿她爬树时常穿的背带裤？或者足球队服？还是她玩的最痛快那个假期穿过的T恤？
另外还有一些问题，有些决定等着他来做，最终，殡葬师把他带到一个房间去挑棺材。那些棺材样本靠着墙摆放着，有黑玉的，红木的，大理石的，一个个都打磨的溜光水滑，能映照出他被悲痛扭曲的面孔。
殡葬师把亚伯领到房间的尽头，在那里有三个矮小的棺材像勇敢的士兵一样矗立着。它们中最高的能到他的腰部，最矮的只比面包盒子略大一点。
亚伯选了那个白色磨光，勾勒了金色线条的，因为这个让他想起女儿房间家具的款式。他直勾勾盯着它。尽管殡葬师向他保证这个棺材尺寸正合适，亚伯还是觉得这个大小承载不了音容宛在的女儿。这个尺寸肯定不够大，他在想，它怎么能装走这些天来一直铐着他的悲痛的枷锁呢？
这岂不是说，即使他掩埋了爱女，悲伤依然会一直伴随着他。
葬礼在一个亚伯和莎拉从没去过的教堂里举行，一切事务都由莎拉的妈妈操办，也只有她此时依然坚信着上帝。当初，莎拉斗争过——关于宗教是不是某种洗脑的问题，关于是否该让他们的孩子自由选择信仰的问题，她和亚伯不知道讨论过多少次——但莎拉的母亲一直是虔诚笃信，莎拉则是左右摇摆，如同墙头草一样没有主见。天底下有哪个父母，费莉希蒂泪流满面的说，不希望上帝的人在他们孩子葬礼上讲几句话呢？此刻，莎拉在教堂前排听着牧师的讲话，话语如同带着迷香的微风掠过会众。她手里拿着一个鸭颈绿的比尼宝贝玩具，那是一只小狗，女儿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带着它，玩具的很多地方都磨得没有毛了，甚至都看不出来那还是一只小动物。莎拉在手里紧紧攥着它，都能感觉到里面的谷粒要从布缝里挤出来了。
当我们在祭奠她短暂而荣耀的一生时，我们要努力记住，这悲痛源于珍爱。悲痛固然可怕，但又何尝不是一种优待呢。
莎拉很奇怪为什么牧师不提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比如她的女儿会把一卷卫生纸假想成一台摄像机，拿着它会玩上好几个小时。还有女儿在婴儿的时候，因为得了疝气哭个不停，只有‘佩珀中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的歌儿才能让她安静下来。她还奇怪为什么他不告诉在场的人，她女儿刚在体育课上学会了侧空翻，还有她能从夜空中一下就指出北斗七星。
噢，主啊，请把这个孩子收入您慈悲的怀抱中吧，请您赐予她永恒的安详，有天使与她做伴。
算了吧，莎拉抬起头。她不是你的孩子，她是我的。
十分钟后，仪式结束了。所有人都离开教堂驱车前往墓地，莎拉一动不动的呆坐着。她要为这个葬礼做一件特别事情，算是一个心愿吧，她已经和亚伯商量好了。她感觉到亚伯手搭在了她肩上，他凑在她耳边说，“你还是打算——”
“是的，”她没让他说下去，于是他也离开了。
她走到棺材的近旁，进入那一大堆让人局促的花朵中间。到处都是花，就和她婚礼上的情景一样。她强迫自己低头看了一眼女儿——唉，她看起来完全和平常一样，这简直是极大的反讽。
“喂，宝贝，”莎拉柔声招呼，她把绿色的小狗玩具掖到女儿的胳膊下。然后，她打开了随身背着的大包。
在女儿的棺材被钉上之前，她必须看她最后一眼，这点对她至关重要。她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个看到她孩子的人，就好比在多年以前，她是第一个看到她的那样。
她从包里取出一本书，书页已经被翻得破烂不堪，页脚卷的很厉害，书脊也已经掰裂了，有些书页已经脱落了，只是被夹在当中。“从前有一个很大的绿色屋子，”她开始阅读，“屋里有一个壁炉，一个红色的气球，还有一幅……”
她迟疑了一下。到这里通常都有女儿会加入进来齐声读：奶牛跳过月亮的图画。但此时此刻，莎拉只能替她读了。她从头一直读到尾，在有些地方她只能背诵，因为不断涌出的泪水完全挡住了她的视线。“晚安，星星们，”她喃喃读到。“晚安，风儿。晚安，吵吵和闹闹。”然后她颤颤深吸了一口气，手指触了一下女儿的唇。“睡个好觉，”莎拉说道。
在教堂的集会厅里，亚伯觉得那一大堆食物特别多余，就好像每个人不知道应该对他说什么的时候，那些通心粉，芥末蛋，砂锅菜能够弥补这一切。他站在那里，手里端着一盘不知谁塞给他的吃食，堆得高高的一口没碰。时不时的，会有一些亲朋好友走上前来说些没用的废话：你还好吧？你还撑得住吧？节哀顺变，一切都会过去的。听到这些话，亚伯只想扔掉盘子猛揍他们的脸，一直打到双拳流血，因为双手的疼痛远胜过胸中那股捉摸不定、又永远赶不走的空落落的痛。没人会说出他们心中真实的想法，他们偷偷摸摸瞥一眼穿着不合身的黑礼服，端着一次性盘子的亚伯，心里却在想：真高兴这事发生在你身上，而不是我。
“抱歉打扰一下。”
亚伯转身看到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女人——人过中年的样子，可能在年轻的时候经常笑，如今眼角长满了皱纹。她也许是费莉希蒂在教堂的教友吧，他想。她手里托着一盒水仙花球茎。“你女儿的事我感到很难过，”她递过那个盒子说道。
他把手里的盘子放在旁边的椅子上，接过那盒球茎。“现在就种上吧，”她说，“等它们春天开花的时候，你会想起她。”
她摸摸他的胳膊走开了，留下亚伯和那一盒希望。
莎拉是刚到洛杉矶的时候就遇到亚伯的。那时莎拉的朋友们带她去了一个私密的雪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非常隐蔽，他们得进入一个公司的办公楼，回答门卫一个口令，然后才允许进入直达的电梯。俱乐部就设在大楼的顶层，莎拉的朋友们为了治好她的东海岸思乡病，让她见识了一下梅尔•吉布森的雪茄储藏室。那是一个黑漆麻乌的地方，有些想当音乐人的的演员通常会拿着吉他，和一些乐队在这里吵闹一番。这地方让莎拉更意识到她是多么痛恨这个城市，痛恨她的新工作，痛恨与她最想呆着的地方分开。
他们靠吧台边坐下，旁边坐着一个头发乌黑，长相英俊的家伙，他的笑容让莎拉感觉有点心猿意马。莎拉的朋友不断给他俩制造机会，极力撮合他们两个——他们套出他是乐队的鼓手，名字叫亚伯。
有一个女孩刚从卫生间回来就大喊大叫，你们看到那些明星了吗？这时亚伯凑过来邀请莎拉去跳舞。他俩和着唱片上的一首爵士乐曲，如同一屡青烟在空荡荡的舞池里来回飘荡。“为什么偏找我？”莎拉单刀直入的问。
他小心翼翼搭在她背上的手把她拉近了一点。“因为，”亚伯说，“当你的朋友说起那些明星时，在这该死的房间里只有你一人抬头看了看天空。”
三个月以后，他们一起搬到了马萨诸塞州。六个月后，他俩结婚了，婚礼上大家纷纷给亚伯拉罕和莎拉祝福，还拿他俩要生一个部落的孩子的事儿不住打趣。但如同应验了那个圣经故事（注：圣经旧约中，先知亚伯拉罕的妻子就叫莎拉，旧译撒拉，撒拉多年不育，直到晚年才蒙上帝恩赐生得一子），过了好多年他俩才有了孩子——准确的说是八年。时间久的已经让莎拉相信是该放弃的时候了。但也正因为如此，她怀孕的消息才更让她陶醉，以至于没有闲暇去想，这或许并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新考验的开始。
从教堂回家的路上，莎拉扭头告诉亚伯在那个杂货店停一下。
“这地方简直什么都没有，”她说，好像那么多的货架都视而不见一样。他们已经麻木到无暇顾及形象了，下午一点钟，西装革履，打着领带的他和戴着珍珠项链，穿着高跟鞋的她穿行在冷冻食品之间，他们在商店里四处游荡，信手取下一下及其普通的商品：鸡蛋，面包，奶酪，牛奶。这些东西任何家庭都需要。在谷物类食品区，亚伯不由自主的走到贝瑞凯斯麦片前，这是她的最爱。随即他意识到他再也用不着这些东西了，就假装去拿旁边的一盒谷类食品，一种像麦秸一样的倒胃口的麸皮食品，他知道他永远不会吃这玩意儿。
他们来到那个最喜欢的收银员的通道结账，这个收银员从不介意他们的女儿擅自扫描汤罐头和冻豌豆上的条码。看到他们过来，她笑了，“哎呦，瞧你们二位！”她打量着他俩穿着，挤挤眼说。“别告诉我现如今流行在副食店里搞不带孩子的怀旧约会……”
亚伯和莎拉一下愣住了。这个女人还不知道呢——她怎么会知道呢？莎拉想，她肯定以为他们的孩子和别的顾客的一样，在家里由临时保姆监护着，第六百次看着《公主日记》电影，或者拿着塑料包装盒当架子鼓敲呢。亚伯在信用卡单据上签了字，收银员从出纳机下拿出一个棒棒糖。“她喜欢蓝色的，对吧？给她说我想她了。”
“好的，”亚伯说，紧紧攥着棒棒糖，柄都给弄弯了。“好的，我会的。”
他紧随着推着购物车的莎拉走出了商店，外面的阳光是那么刺眼，弄得他眼泪都流出来了。莎拉转身瞪着他，一句话都不说。“怎么了？”亚伯声音嘶哑的问。“我哪里做错了？”
三天后，莎拉睡醒后套上她最喜欢的毛衣，却发现衣服的袖子短了足足有3英寸。真讨厌——亚伯把毛衣给洗缩水了？——她又套上另一件，发现这件也变小了。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凝视了一会儿，索性把袖子扯到肘部以上，这样就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了。
她从洗碗机里取出洗干净的碗碟，在把它们放到碗柜最上面一层时，生平第一次不用踩着板凳或者让亚伯帮忙，对于这个，她努力假装没注意到。
离丧假结束还有一天的时候，亚伯想起和女儿一起坐在医院里的那天，医院窗户玻璃上画着海星，莎拉在看候诊室里老掉牙的旧杂志，他们一起等着医生召唤。他的女儿想要玩“你来说，我来找”游戏（注：美国流行的儿童游戏，通常是大人对周围环境中的一样东西进行描述，小孩则负责把它给找出来）。这个可太容易了，在过去的七年里，亚伯即使睡着了也能把这个游戏给玩儿了——因为他们的女儿有一个无论做什么事，都会中途改主意的毛病，而这个游戏呢，正好不需要什么常性。从门上面的出口标志到卫生间的门把手，再到右侧远处的海星，他都猜遍了，越玩越是没有耐性，只希望医生赶紧马上出现，好让他不用再玩一遍这该死的游戏。
起初她只是嗓子疼，体温也没超过38℃。这是一个常识——体温不超过38℃，你就不用担心。莎拉走了很多弯路才了解到这些常识，最初的时候她也是什么事都会大惊小怪，一有问题就给儿科医生打电话，从手指上长倒刺到婴儿的乳痂。
但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他们也慢慢培养出了科学照看孩子的自信心。
他们不再因为孩子咳嗽了一声就急着去看门诊。孩子耳朵疼了他们也只会让她先睡一觉，如果早上起来还疼的话再去医院检查。这一次，莎拉只是没让孩子去上学，留在家里观察，看她是感染了病毒还是得了细菌性喉炎。他们做了为人父母应该做的事。他们也听了医生的嘱咐。一切都是按着规矩做的——到了晚饭时分，规矩并没有起作用。孩子不应该得了细菌性喉炎就会死啊，但话又说回来，这世界哪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海啸会把好几个国家的人统统冲到海里去；爱斯基摩母亲们的乳汁都会汞超标；不知道有多少场战争爆发的原因都不可理喻。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
如果可能的话，亚伯愿意把“你来说，我来找”游戏玩上一千年。
第二天亚伯去上班了，莎拉开始清扫屋子。这可不是你想象的掸掸土，拖拖地那样的清扫，而是用手擦洗马桶，剔掉暖气散热片里的尘土，清洗整个墙壁的大扫除。
她一头钻进衣橱抽屉里，把所有不再合身的针织衫打成包，把只到脚踝以上的裤子堆在一起。她扫荡了厨房的所有抽屉，把那些从来没用过的旅行咖啡杯，船型肉汁盘，还有樱桃去核器什么的全处理掉。她把亚伯的衣服都按颜色分好了类。还把所有过期的药全部扔掉。她把冰箱的隔板都清洗了，把那些酸豆、芥末、辣根等调味品统统除掉，这些东西她只在几个月前尝试一个菜谱时用过。
她又开始整理屋子里的壁橱——先是靠近门口的那个衣柜，那里放着很久不用的冬衣，靴子像长手套一样插在地板上的储物桶中——然后是大厅中放满雪白的毛巾和香气氤氲的干花的壁橱。就在这个壁橱里，她发现她能轻易够到最上面一层架子的里侧，在以前她要费好大劲才能够着的，正因为如此，那里曾是她藏东西好地点，给女儿买的圣诞礼物在那儿都快一年了。莎拉一个接一个的把遥控机器人，制作花仙子艺术套装，玩具梳妆台等取下来，这是她在一月份和三月份，还有五月份期间淘换的宝贝，当时她一眼就知道女儿肯定会喜欢。
她用她那变长了的双臂抱着这堆礼物，一动不动的站了好长时间。这些最实实在在的证据终于让明确了一个足以让她僵直的事实——她的女儿再也不会回家了。
莎拉坐在大厅的当中。她打开机器人的塑料纸封装，安装好电池，然后让机器人猛地冲向了卫生间。她又打开玩具梳妆台，把那个粉红色围巾缠到自己脖子上。对着小小的心形镜子，她给自己涂上紫红色的口红和有亮点的蓝色眼影，享受着风尘女子的快乐。
这时电话铃响了，她跑进卫生间拿起了分机。“你还好吗？”亚伯在电话里问。
“挺好，”莎拉说。透过卫生间的镜子，她能看到自己小丑一样绯红的脸颊，还有艳丽的嘴唇。
“我挺好的。”
挂掉电话她走进了厨房，找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垃圾袋，大到足以装下一个庭院的残红，或者一壁橱的期许。她弯下腰，把那些买给女儿的，从没用过的玩具装进垃圾袋里，然后把垃圾袋扛在肩上来到车库。因为今天不是收垃圾的日子，莎拉驾车去了市里的垃圾站，为了能亲自把垃圾送到垃圾坑里，她领了一张通行证。当把垃圾扔进垃圾坑后，她看着那盛满了她失落的袋子停在其他垃圾袋中间，那些袋子塞满了人们最终选择抛弃的东西。
药剂师是一门精细的活儿，这就是为什么亚伯在大学期间系统学习了计量学，这门学科很多受过教育的家伙连听都没听说过。任何一个用药品填充过小胶囊的人都知道，二十格令等于一英分，三英分等于一药衡打兰，八药衡打兰等于一药衡盎司，也就是四百八十格令，或二十四英分。
亚伯想数出二十四英分的药，却对面前这些散落在小橡皮垫上的药片无计可施，这垫子是他在圣达菲的一个展会上，从辉瑞公司那里索要的赠品。滑稽的是——英分本身的意思是顾虑（注：scruple即是重量单位英分，也有顾虑的意思），它的复数形式摇身一变成了一种量衡，一个标准。一切就是这么简单，他现在明白了。即使悔恨没有要了你的命，它也足以让你明白你之前的生活没有一样是对的。
他后悔在女儿去世的前一天，还让她打扫自己的房间。他后悔在女儿学校的秋季音乐会上，没有当着她朋友的面拥抱她，因为他怕女儿难为情胜过表达对她的骄傲。他后悔没在他们的家庭还完整的时候，去澳大利亚旅游。他遗憾自己永远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孙子了。他遗憾仅仅和女儿度过了七年，而不是七十七年。
亚伯把这些念头抛在脑后，又开始数那些药片。但他得不断把自己的裤子往上提——裤腰总是掉到屁股以下。到最后他不得不弯下腰躲在隔板的后面，解开白大褂的扣子，把皮带紧了几扣。他掉几斤肉一点都不奇怪——这些天他几乎没怎么吃饭——但皮带突然之间完全不合身了，甚至都没有孔再往紧里扎了。他瘦得如此厉害，如此快。
沮丧之余，他到后面库房里解下一些绑货用的绳子，用这些绳子来代替抽掉的腰带。他原本想回去配好那个药单，但却穿过药房后面运货的门，一直走了出去——他绕过一个街区，然后又经过三个，穿过一个红绿灯，来到一个他每天驾车回家都经过的酒吧。奥拉福家，这是酒吧的名字。尽管这会儿才上午十一点，酒吧门还是开着。
走进酒吧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像卓别林演的那个穷光蛋，腰里绑着一根充当皮带的绳子。他意识到自从他不当鼓手以后，就从来没在大白天里进过酒吧。这会儿虽然是上午，酒吧里面还是有五个人，他们是那种不会晚上进酒吧的人。这些人是倒霉蛋的代表，是那些得用威士忌（一打兰！）打发掉应该去上班的时光的人。或者是那些在回家睡觉前得先忘掉前一晚记忆的应召女郎。或者是那些想从他们的杜松子酒里找回青春的老家伙。
亚伯爬上一个吧凳——用爬这个词很恰当，他还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坐上去，他没想到自己已经这么筋疲力尽了。“可以来杯美醇威士忌吗？”他问酒吧招待，那家伙的脸乐的都快成麻花了。
“装的挺像啊，小家伙，”他说。
“什么？”
酒吧招待摇了摇头。“能看一下你的身份证吗？”
亚伯四十二岁了，他已经记不清上次被查身份证是什么时候了。老天爷，他两鬓已经有白头发了好不好。但他还是伸手去摸钱包，随后又想起来钱包和往常一样，放在他单位的柜子里了。“我没带，”他说。
“既然如此，”酒吧招待说。“我就不能卖给你美醇威士忌了。过了二十一岁再来试试吧。”
亚伯一脸迷惑的盯着他。然后跳下吧凳，着地时有点猛。在回单位的一路上，他不断从别克车闪亮的发动机盖儿上，从面包店的橱窗玻璃上，从路边小坑的积水上查看自己的倒影。
如果你失去了一个孩子，难道你陪孩子度过的那些年头也会失去？
女儿死去一周后，莎拉仍然不能停止对她的想念。就在菊苣代咖啡入口的一瞬间，或者松饼的甜味儿在舌尖上散开时，她能尝到小姑娘皮肤的滋味，那种亲吻的感觉。她有时会取下扎报纸的橡皮筋在指间把玩，重温整理洗干净的小袜子时的那种感觉。她会把自己关到一个房间里，听女儿说话的录音，那种跳跃式的用词方式就像话语中有个小青蛙。
另一方面，亚伯感觉正在淡忘她。他闭上眼睛努力回想着女儿的面孔，虽然还能想起来，但他觉得画面的轮廓在一天天变得模糊。他会在女儿的房间里呆好几个小时，深深嗅着枕套里仍然残留着的她的草莓芒果洗发水的味道。他凝视着书架上那些书，努力想通过她的视角看它们。他甚至打开了她的指画水彩，很过分的光着膀子站在她小小镜子前，在他的胸口上画了一个心。
尽管莎拉总是和她的母亲对着干，这次，她听了母亲建议。她去了教堂，当听到女儿葬礼上唱过的赞美诗响起来的时候，站在已经没有了棺材的圣坛前，她全身发抖呆立不动。
她敲开了牧师办公室的门，他把她让进屋里给她沏了杯茶。“那个，”牧师说，“你母亲很替你担心。”
莎拉张口想说点刻薄伤人的话，但她及时打住了。
她母亲当然担心她了。除了这个她还有其他事干吗？不就因为这样，她才来这里的。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莎拉说。“为什么是她？”
“我不明白……”
“我相信那些上帝的事情。我相信有天堂。但天底下有千千万万个七岁小孩。为什么上帝偏偏要带走我的？”
牧师踌躇着。“上帝没有带走你的女儿，莎拉，”他说。“是疾病带走她的。”
莎拉冷笑一声。“是啊没错，一有机会就推卸责任。”她觉得自己就要到崩溃的危险边缘了，她纳闷自己到底中了什么邪，让她觉得来这里是个好主意。
牧师握住了她的手，那是一种熟悉的，温暖又干燥的感觉。“天堂是个神奇的地方，”他轻轻说道。“她就住在上面，要知道，这会儿她正低头看我们呢。”
莎拉觉得喉头一紧。“我的女儿，”她说，“坐滑雪场的缆车都会喘不过气来。她乘自动扶梯也害怕。她甚至都不敢睡上铺。她有恐高症。”
“不再会有了。”
“你怎么知道？”莎拉一下爆发了。“你怎么知道死后事情？你怎么知道那不是……终结？”
“我不知道，”牧师说。“但我可以期许。我真的相信你们的女儿现在身处天国，即使她仍然还害怕，耶稣也会让她安全的。”
她转过头去，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她不认得什么耶稣，”莎拉说。“她就认得我。”
亚伯发现地心引力开始对他不起作用了。他站在厨房里，用玻璃杯接水的时候，发现他慢慢踮起了脚尖。在大街上他不能走的太快，否则他会跳起来。他开始往自己的裤子口袋里装石子，而裤子现在也都太长了。
周六他坐在女儿的床上，想起他们以前的一场谈话。等我结婚了还可以在这儿吗？她问，而他则笑着说那绝对没有问题。
但你的丈夫怎么办呢？他问
他女儿仔细思考着这个问题。这样吧，我们就给他搭一个小床，就像我去别人家过夜时那样。
门铃响了，亚伯走下楼梯，发现那个被她女儿称为最好朋友的小女孩，正依偎着她的母亲，眼睛红红的站在门口，这个小女孩前不久睡过那个小床。“你好，亚伯，”那个母亲说。“我希望没有打搅到你。”
“没有！”他说，热情的有点过头。“一点都没有！”
“爱米莉这孩子稍微有麻烦，就是，嗯，你知道的。她画了一幅画，非要送到这儿来。她觉得或许你能把它挂起来。”小女孩把一张纸戳到亚伯面前：一副画了两个小女孩的蜡笔画——一个是黑头发，就像他的女儿，另一个是金色头发，就像爱米莉。两个小孩手挽着手。头顶是光芒四射的太阳，脚下是一片草地。
亚伯发现他差不多和爱米莉一般高，他都不用蹲下就可以和她平视。
“这可真漂亮，宝贝，”他说。“我这就把它挂在她的床上面。”他伸出手想摸摸她的头顶，但又觉得这样不但不能使他好受，反倒可能让他更受伤，于是生生把手撤了回来。
“你还好吧？”爱米莉的妈妈悄悄问道。“你看上去……”她的声音低了下去，想找出更恰当的词汇，随即摇摇头放弃了。“唉，你当然不好了。我很难过，亚伯，真的很难过。”她拉起爱米莉的手，又看了一眼，沿着门前的小道走了。
亚伯手里紧紧抓着那副蜡笔画，把它都捏皱了。他看着爱米莉踢着小路两边的落叶，带起了一阵小小的旋风。她妈妈直直往前走着，一点都没注意她错过了一个小小的奇观。
莎拉和亚伯彼此没有真正说过话了，直到亚伯走进女儿的房间，看见莎拉从书架上把书都取下来，装到了盒子里。“你在做什么？”他震惊的问。
“我受不了这些了，”莎拉说，“都放到下面大厅也没问题。”
“不行，”亚伯回答说。
莎拉迟疑了。“你是什么意思啊，不行？”
亚伯手伸到其中一个盒子里，抓出一摞图画书，把它们塞回到书架上。“就算是你已经决定放弃她了，”他说，“我也决会不放弃。”
莎拉的脸涨得通红。“放弃她？”她低声道。“你觉得我这么做是放弃她？看在老天的份上，亚伯，我这么做只是想恢复普通人的生活。”
“但你不是普通人。我们不是普通人。”他的眼里涌出了泪水。“她死了，莎拉。”
莎拉抽搐了一下，仿佛遭了一记闷棍。她原地转过身，走出了房间。
亚伯手指伸到头发里面，瘫坐在地板上。半小时后，他站起身走下大厅来到他们的卧室。他发现莎拉侧身躺着，眼睛盯着天边正落荒而逃的夕阳。亚伯贴着她的身体躺在她旁边。“我失去了她，”他呢喃着。“请不要告诉我也失去了你。”
莎拉转过身，双手捧起他的脸颊。她亲吻着他，千言万语无从说起。
他们开始互相爱抚——摸摸这里，亲亲那里，表达着爱意。但当他们剥去衣服扔到地上后，亚伯俯身抱着他妻子努力使他们的身体紧贴在一起，却发现他们不能像以前那样严丝合缝了。他们尝试了一下，却发现更让他们不舒服了。于是她说要不试试这样，而他则说或许这样行。
过后，莎拉睡着了，亚伯坐起身凝视着床尾，盯着妻子伸出床边的又长又白的双腿。
第二天清晨，亚伯和莎拉躺在黑暗中。“或许我需要一个人呆一阵子，”莎拉说，尽管这不是她希望说出的话。
“或许是的，”亚伯回答，尽管他心里想的刚好相反。好像这世界变成了另外一个，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最终都发生了，一切都不再合拍：包括语言，道理，以及他们两个人。
莎拉下床时，用床单把自己裹了起来——结婚十四年来她从没有这样怕羞过。这样虽然阻止了亚伯再看她，但他早就注意的一个事实：就像亚伯在经历着缩小的过程，莎拉却正在长高。而且，如果这种虚幻的变化能够测量出来的话，他俩的变化恰好等于他们失去的女儿。
莎拉的手伸向衣箱，尽管它放在阁楼最顶层的架板上。亚伯看着她打好包。到门口的时候，他们彼此都言不由衷的互相承诺。“我会给你打电话，”莎拉说，而亚伯点点头。“保重，”他说道。
她会和她母亲一起住——这种事情，结婚这么多年以来，亚伯从来没想过会发生。但他认为这也是个好兆头。如果莎拉选择了费莉希蒂，尽管她俩不是特别亲，或许表明了所有的孩子最终都会回到父母的身旁，不管他们去了什么不可思议的地方。
他不得不拉一把椅子到窗户边，因为他已经够不着窗台了。站在椅垫上，他看着她把衣箱放进汽车。在他看来她是那么庞大，就像一个巨人——他觉得这是做母亲给女人带来的改变：让她们比生命更大。他一直等到再也看不见汽车了，才从椅子上爬下来。
他不能再上班了，他已经矮的够不到柜台了。他也不能再开车了，因为他的脚踩不到刹车板。现在没有亚伯能做的事了，所以他在屋子四处闲逛，现在屋子比以前更空荡了。当然了，他总是会待在女儿的房间里。在这里他能呆上好几个小时：用她的画具画画，玩她的假食物和收银台，从她衣服抽屉里挑选衣服穿，然后和他自己做游戏：你还记得她最后一次穿这件吗？他放上迪斯尼电台的CD，然后强迫自己全部听完。他把所有的毛绒玩具都排好队，好像他们是听众一样。
然后他爬进她的玩偶屋，那是他去年圣诞节给她建的。他关好门，环顾四周细心贴好的墙纸，看看大红天鹅绒的情侣座，厨房里的水槽。他爬进楼上的卧室，透过窗户心满意足的看着外面。
那景色，多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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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12 15:2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