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对中世纪的简要回顾

久远的星光

出处：《科学史十五讲》
主编 江晓原
北京大学出版社
P127~133

“中世纪”（the Middle Ages）是欧洲人在17世纪时新创的一个词，它被用来表达一个漫长而沉闷的时期，大约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对于欧洲文明来说，它处于成就辉煌的古典希腊与生气勃勃的文艺复兴之间。“中世纪”曾经被历史学家贬斥为“黑暗世纪”（Dark Ages），在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上毫无贡献，这其实是历史的偏见。就世界范围而言，东方的中国文明和远东的穆斯林文明都达到了它们的辉煌时代，即使在欧洲内部，人们也没有在逆境消沉，他们坚持不懈、发奋努力，不仅继承了传统的精华，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创立了新的社会规范和思想体系，为欧洲步入近代社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公元476年，西罗马皇帝被日尔曼联军废黜，罗马帝国倾塌预示着西方文明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地中海周边地区，此时已不再被一个庞大的帝国所统治。到大约公元700年时，在原罗马帝国文明的疆域，出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文明：拜占庭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世纪早期的西方文明。在6世纪至11世纪之间，西方基督教文明明显是最落后的，这四五百年里，西方世界一直处在君士坦丁堡和麦加的阴影之下。

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曾描写到：

那些人身材高大，性格粗暴，举止粗鲁，智力低下……生活在最北方的人们特别的愚笨、粗鲁和野蛮。（罗伯特·E. 勒纳等：《西方文明史》第一卷，第266页）

这就是中世纪早期西欧文明的真实写照。但是在经历漫长的等待后，大约在公元1300年左右，西欧突然一跃而起成为强大的力量，其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只有遥远的中国能与其相称。

1.中世纪早期西方基督教文明

基督教最初是由耶稣和圣保罗建立的。罗马帝国的横征暴敛与道德败坏，促使基督教更广泛地传播于民间。耶稣相信他肩负着把人类从罪恶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使命，他痛斥贪婪和放荡，规劝人们热爱上帝和邻居。耶稣宣告了自己的交易：
（1）主乃人之父，人人皆兄弟；
（2）己所不欲，勿失于人；
（3）宽恕并且爱你的敌人；
（4）以德报怨；
（5）力戒虚伪；
（6）简化宗教仪式；
（7）靠近主的国；
（8）复活与天堂。

不过，当基督教刚开始小心翼翼地传播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它在392年会被宣布为罗马帝国的唯一宗教。基督教在欧洲文明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庞大的教会组织机构；
鲜明的教义思想信念；
严格的个人道德法规。
但是，当教会使其管理体制日趋合理的时候，就必然变得世俗化，从而在精神上背离了耶稣的简朴信念。

2.第一次农业革命

历史学家把大约从1050年到1300年的这一时期称为中世纪盛期，这是西欧第一次明显地从落后状态变成世界上强大力量的时期。在导致这场变化的各种因素中，农业技术革命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

首先，是重犁的使用。11世纪起，欧洲文明的中心逐渐地从地中海向北方转移。北方是广袤、湿润、肥沃的冲积型平原，罗马轻便的“浅犁”只能犁起地表面而不能深耕。翻耕土地的需要，促使重犁得到发明。而且，这种重犁不仅能够对付肥厚的土壤，当它装上新的部件，就能够翻耕垄沟，使土壤充分保持透气；对于低洼的荡地，这种垄沟又成了极好的排灌系统。总之，要是没有重犁，欧洲北部的农田开垦和精耕细作以及伴随而来的一切事情都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是庄稼轮作的三圃制，即在一年中，三分之一的耕地休耕，三分之一的耕地种植谷物，另外的三分之一地块则留给燕麦、大麦和豆类。这种耕作制度既保持土壤的肥力，也有效地分配劳动力，促使庄稼增加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产量，完全是农业的一个奇迹。

第三项重要的革新是磨坊的使用。罗马人知道水磨，但几乎不用，也许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努力。但从大约1050年开始，欧洲出现了一个建设水力磨坊的热潮，水力磨坊技术成熟后，人们的注意力又开始转向了驾驭风力。从此，像荷兰那样没有湍急溪流的低地，高大的风车如同工业化时代的烟囱一样矗立起来，展示出人类力量的进步。磨坊起初的作用是碾磨谷物，但不久它们就被派上了新的用场：拉锯、榨油、酿造啤酒、加工布匹。

经济上的繁荣随即带来了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这又引发和支持了城镇的成长。在新兴的城镇中，人们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文化事业开始复苏和繁荣起来。欧洲文明终于走出低谷，看见了黎明的曙光。

3.知识的复兴

中世纪全盛时期在知识方面取得了四项相互联系但又各不相同的重要成就，它们是：
（1）基础教育和扫盲的发展；
（2）大学的诞生和发展；
（3）获得古希腊和伊斯兰的知识；
（4）西方人在思想上的进步。
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在西方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而当它们合在一起，就标志西方知识重新占优势的时代开始了。

约公元800年，查理大帝规定他统治下的每一个主教区和隐修院都应兴办学校。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一指令能否得到落实还是个疑问。然而在1050年后，欧洲学校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而且，学校课程的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这时，学校对教士的培养不完全为了阅读祈祷书，他们还需要知道法律、历史和文法。图5.1中形象地描绘了教会学校的知识结构：“智慧女神”一手持着字母表引导听话的孩子走向“学术塔”，另一手在用钥匙打开“学术塔”的大门。“学术塔”的底层是基本的课程；向上一层的三个窗口上分别写着“逻辑”、“修辞”和“文法”；再向上一层的三个窗口上分别写着“音乐”、“几何”和“天文”，其三个代表人物分别是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德和托勒密；塔顶上端坐主教模样的人，左右两侧分别写着“神学”与“形而上学”。显然，这个层次的课程是为培养专门人才设立的，也就是大学。

大学的兴起是中世纪全盛时期教育繁荣的重要方面。最初，大学是从事一般教会机构无法从事的高级研究的机构：高深的文学艺术、法律、医学以及神学。意大利最早的大学是波伦亚（Bologna，又译博洛尼亚）大学（1142年），它以法律和医学著称。在阿尔卑斯山脉北部，最早的大学是巴黎大学（1160年），它以文学艺术和神学名冠欧洲。当时，大学还不需要依赖国家或个人的赞助，保持一种独立自治机构的状态，享有法律特权。中世纪的大学主要有两种类型，即由学生或教师组织起来的行会，如波伦亚大学是学生行会雇佣老师，巴黎大学是教师行会向学生收费。13世纪后，大学在欧洲各地纷纷创立，它们以独特的功用促进知识在欧洲的传播，甚至被比喻为“为整个世界烤面包的炉子”。

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在促进古希腊学术的复兴和阿拉伯著述的翻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基督徒1085年攻陷西班牙的托莱多和1091年收复意大利的西西里，一个将阿拉伯学术和希腊文献翻译成拉丁语的伟大时代开始了。这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翻译时代，更因其间多种语言的辗转移译，而真正成为国际性的伟大事业：如果译者懂阿拉伯文，他就直接翻译，如果不懂，他就可能与一个阿拉伯人或犹太人合作；有时还有这样的情况，如果他懂西班牙文，他就雇一个人将阿拉伯文译成西班牙文，自己再将西班牙文译成拉丁文。一部希腊著作偶尔还从多种语言转译成拉丁文，比方说，从希腊文到叙利亚文，再到阿拉伯文、西班牙文，最后才到拉丁文。尽管多次转译不可避免地存在严重的曲解，但是，欧洲人对知识的渴求，使得他们似乎有些“饥不择食”了。

4.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

美国科学史家爱德华·格兰特指出：“如果没有12、13世纪这批翻译家小分队的辛勤劳动，不仅中世纪科学要成为泡影，17世纪科学革命也几乎不可能发生。”因为，正是经由这个伟大的翻译时代，希腊科学的重要著作基本被翻译到了西方，随后的“经院哲学”基本上建立在栓释希腊著述的基础上。在这批科学和学术文献中，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哲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中世纪的早期，亚里士多德更多是和逻辑联系在一起的，如图5.1“中世纪的学术塔”第一层左面第一个窗口“逻辑”上就标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大约在1200到1225年间，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著作——《形而上学》、《物理学》、《论灵魂》、《论天》、《气象学》等被翻译成了拉丁文。他的学说为中世纪的学术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他的思想不但更加富于理性而且更贴近生活常识，与历来充当古代哲学主要代表的柏拉图主义大有差别。亚里士多德的知识领域，无论在哲学方面或自然科学方面，都比当时所知道的宽广得多。

要吸收亚里士多和其他希腊的学术思想，使其合于中世纪基督教的思想传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消化吸收主要是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1224-1274）完成的。托马斯·阿奎纳创造性地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学说，构造了一个介于基督教教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之间的体系，这些思想主要包含在他的两大著作《神学大全》和《箴俗哲学大全》中。所以有人说，很难分清是阿奎纳把亚里士多德基督教化了，还是把基督教亚里士多德化了，或者是两者兼有。其实，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阿奎纳使用某种方式让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变成支持基督教教义的一种完备的智力体系，有了这个体系，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才有可能作出关于上帝、人和自然的那一套理性思辩。例如，中世纪著名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的诗作《神曲》（Divina commedia），就把亚里士多德的宇宙模型改造成基督教可以接受的版本，发展了中世纪的宇宙图景。

但是亚里士多德学说并不是专为基督教定制的“比萨饼”，他的某些观点明显不适合宗教教义的“口味”。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
（1）世界是永恒的——这否定了上帝的创世；
（2）物体的属性不能离开实体而独立存在——这与宗教圣餐学说相抵触；
（3）自然的过程是规则的，不可改变的——这排除了奇迹；
（4）灵魂并不比肉体活得更久——这否定了灵魂不朽，而这正是基督教的根本信仰，等等。

如何栓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在基督教的“哲学家”与“神学家”之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最终，1277年的一项裁决使冲突达到了顶点。在那一年，巴黎的主教在教皇的支持下公开谴责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219条“可恶的错误”，并发布了禁单，宣布：凡持有禁单中所列见解的人，哪怕是其中一个，都将受到开除教籍的处罚。这就是著名的“1277大谴责”（The Condemnation of 1277）。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1277年的禁单是否实际影响了中世纪的科学进程呢？或者说，禁单是否消弱了人们对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决定伦的信念，将中世纪科学从亚里士多德宇宙学、物理学的偏见及其论证方式的羁绊中解放出来了呢？尽管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定论，但是有一点是完全清楚的：16世纪的近代科学革命正是从否定亚里士多德宇宙学、物理学中的谬误与偏见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