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帝国的幻灭
中国自秦汉一统以来，逐渐成为一个陆海复合国家，但却并不等于就是一个陆海文明国家。国人自古强调“以农立国”，“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大陆型的自然环境和农耕型的经济生活的紧密结合无疑是传统中华文明的最大特点。长期以来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落后广为今天的人所诟病。然而事实上，几乎所有在历史上严重威胁这一农业帝国的边患都来自北方边疆，漫长的海岸线被看作保卫帝国安全的天然长城，同时也似乎成为向外扩张的最后边界。
但是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乏尝试的勇气，自唐中叶以来，中国就努力致力于海洋发展，以福建为例，由于受山势的限制，平原极少，无法维持众多的人口，北宋时即已发生人、地失衡的矛盾，其经济的发展只有求诸海外活动。因而造就了闽海一带人民海外贸易与海洋活动的传统。南宋成为国人由大陆迈向海洋的一个新起点，为了以远洋贸易补充税收的不足，政府主动以国家机器承担起发展和保护民间海贸的义务，只要能增加收入，甚至规定不论官民，能招来外商增加国库收入至某数额者，都予以爵禄厚赏。国家水师游弋海上为进出商船保驾护航。元代承袭此势，在遍及世界的蒙古帝国的体系中，远洋贸易逐渐形成“全球化”趋势。然而已带有政治色彩浓厚的“朝贡”形式。 到了明初，中国已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和超前的航海技术。然而为了防止在元末争霸战争中失败而逃至海外的“逆臣”的骚扰，明太祖在沿海一带颁布海禁令，晚唐以来的远洋贸易如今成为中央政府的专利。普通百姓没有出海做生意的权利，而来“天朝”贸易的外国人必须打着“朝贡”的旗号。郑和下西洋是直到今天还众口传颂的海上事业的辉煌篇章，然而这一场壮举主要是为政治目的服务，明朝放弃了南宋以海贸供养海军的政策，中央财政在惊人的海洋开支面前捉襟见肘。不得已狼狈叫停，此后留下的，是日益衰败的帝国海军和裹足不前的民间海上商贸。从宋代起渐成气候的沿海地方豪强自然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开始自发组织起来，一度威震海外的帝国海军现在竟在一群来自民间的海盗面前束手无策，海禁越禁越乱，国家不得以做出让步，在国家垄断之外，有限度的“私营”开始张目。
现在我们掉过头来看一看我们的远邻，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西班牙的哥仑布发现了新大陆。渴求财富与霸权的人们纷至沓来，葡英法等国在美洲各踞一方。从此，大西洋变成西欧人的内海。在这个圈环内，西欧的资本和冒险家接踵而来，西非的黑人被运到美洲当劳动力，去开发美洲的资源。一个建筑在世界分工体制上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网络开始呈现出来。在这个网络成形后，西洋人又从美洲和印度洋进入太平洋，促成太平洋圈的诞生，并对亚洲大陆形成合围之势。葡萄牙人带着对东方神秘财富的渴求，第一个敲开了印度洋的大门，从马六甲到澳门，成为葡萄牙人的前进基地，西班牙因没法弄到像澳门那样的据点，就在太平洋建立了一个殖民地——菲律宾。不过，风光一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并没有带来什么新鲜的东西，他们在海上进行赤裸裸的掠夺，商业贸易属于国家。黄金是为了献给国王和“上帝”，在这个时候，国家和私人并未区分开来，大家追求财富而不是以财富增值财富，一切和过去一样，历史用血与剑来书写。
然而，新的参赛选手很快加入进来了，后起的商业天才英国和荷兰带着妒火闯入这里，并不占海上优势的英荷政府为了对抗西班牙人的海上霸权，不惜鼓励自己国内的海盗和民间力量前去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一决高下。伊丽莎白女王甚至以国库投资入股，与她的子民共同享有海外的红利。在资本主义精神的狂热感召下，财富变成资本，它与暴力极有效率的组织起来，葡萄牙和西班牙人节节败退。很快被排挤出局。一种全新的组织模式在印度洋的枢纽地段建立起来，它就是——英属东印度公司与荷属东印度公司。这个时候，政府反而为私营公司所左右。荷属东印度公司公然宣布：“公司在东印度群岛夺取的地方与据点是私商的财产，不得视为国家的征服，私商有权把它们卖给任何人，甚至是西班牙国王或联合省（即荷兰）的另一个敌国。”
这一切，并没有人觉得不妥，异军突起的新教教导大家为了上帝的荣光而奋斗于现世，继承于罗马的拉丁文名言“Non sub hoine sed sub Deo et lege”指出：人类的权力应受某种外部力量制约。法治的传统为宪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包括保护财产权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尽管在16和17世纪的绝对君主制阶段，法制在现实中遭到的破坏多于被遵守。加上代议机构，多元社会，个人主义，在这些巨大支柱的支持下，宗教狂热甚至国家政治利益向资本的流动和增值让路。迥异于以往的时代正在展开。
暂且收回我们的目光而移向自家门口，1633年9月，郑芝龙在金门大败荷兰人，不可一世的“红夷”不得已收起枪炮，在这里他们屈从于一个东方人的海上霸权，转而试图以和平的方式与中国开展海上贸易。
我无意夸耀战胜本身的所谓辉煌意义，对胜利过程穷形尽相的描写，读来也许只能一时增加血气之勇而已。这样的胜利，我们曾经并不缺乏，此战之后，还有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帝又在雅克萨击退沙俄殖民者，那自然又是常为人们夸耀的辉煌，却阻止不了一百七十三年之后，黑龙江外的土地终于落入他人之手。
那么在胜利的背后是什么值得我们去探究？去摆脱精神胜利法的梦魇？不希望在从故纸堆中翻出的这一场大捷，只成为一些人自我安慰的资本。“老子当年，比你阔气多了……你算什么东西”。
“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內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在和平共处的局面下，郑氏势力雄踞海上，一张前所未有的网络在东方迅速建立起来，这张网络，并非狭义的商业贸易网，在网络上的每一个节点之间，巨大的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丰富的信息情报和知识技术流动起来，互通有无。为了更有效率的适应交换的要求，东西方各个集团逐渐在组织及制度上加以改造，以使自己更适合与内外对手竞争的需要，以使自己更快更高效的在海洋上攫取每一份利润。对郑氏来说，为了维护家族的海上垄断霸权，在每一条网络回路中，强大的海洋武装力量正在建立，郑氏家族在内地之外的台湾和日本建立基地。马汉笔下所描述的近代海洋和海权意识开始抬头。
在这个横跨几大洋的交换网络之间，东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开始碰撞，震荡并交融，一些原有的结构在撞击中崩毁，新的结构逐渐建构起来，新的网络包融了旧的。边界由棱角分明到日趋模糊。欧洲人遵循的商业规则，资本主义精神和海洋霸权意识与亚洲人的儒家文化，家族荣誉感，组织与纪律交相辉映，在资本流动的洪流中它们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自我复制并移植到另一个文化体系中去。这是一场平等的竞争与变革。
与以往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海上辉煌不同，郑芝龙见证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与以往民间和平进行海贸的繁荣不同，他船坚炮利，充满霸气，敢于摧毁一切竞争者和商业壁垒。与政府垄断和管制下海贸的繁荣不同，他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商人甚至海盗，与普通的商人和海盗又不同，他还是一个“广交朝中大老”，专制闽粤海上的高官显贵，与郑和六下西洋的政治考虑仍然不同，他一心追求的是永无止境的商业利润。
他的前辈，名震一时的海盗王直是一个悲剧，在受抚之后即被朝廷处死。从这一点上说，郑芝龙的运气要好得多，也成功得多。他将自己的事业纳入明王朝的体制之内，他自然成为体制内的一员。在郑氏受抚后的一系列活动中：争夺海权，移民屯垦，垄断海贸，开展通商，这一切，无一不得到朝廷要员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广为人所诟病的禁海令只不过是一纸具文。一个以前未曾有过的模式正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形成。
郑芝龙也自然成为东南沿海无可谋生而铤而走险的人们的榜样，中国人纷纷移民到马尼拉，马六甲，菲律宾寻求新的冒险天地，像颜思齐那样意图在海外建立新王国的冒险家大有人在。他们一时无法与郑氏的强大霸权相争，却有能力在与西班牙人，荷兰人的角逐中设法站稳脚跟。通过活跃的海上贸易，在东南亚的任何一个角落，他们都能轻易得到来自中国内陆在人员，物资上的及时补充。甚至虽然受到大规模的屠杀（在马尼拉曾被西班牙人前后屠杀数万人），但却能很快恢复元气，独霸海上的郑氏家族的威权不可能永久存在，他们相信，通过努力，冒险和机缘巧合，郑氏海上霸权的建立是可以复制的，也许下一个就是自己。在竞争中他们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热情，好奇和勇气去开拓新的天地。
现在看来，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中国人的船队正在枪炮的卫护之下，浩浩荡荡的游弋于东南海域，新生力量尚称不上无比强大，但异常的朝气蓬勃，长期生活于农业文明下的淳朴人们，也开始滋生对外进取拓殖的勃勃雄心。然而，我们不应忘记马汉的另一个理论：“海权与陆权乃是天生的盟友，是相辅相成而非相互为敌的，不可偏废，空有海权，无法将力量延伸至人类生活的陆地，自然无法获得立即与绝对的战略胜利；而空有陆权，也无法将其强大的陆上武力投射至海外，达成其夺取或占领的目的。”郑芝龙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所依托的沿海内陆。这里是郑氏海上贸易的财富之源，这里为郑氏提供兵源和海外垦殖的拓荒者，郑氏家族深深的植根于这里。这所有的辉煌，在1644年之后，逐渐起了微妙的变化。
1646年，清军入福州，郑芝龙降清，这之后，他的儿子——郑成功几乎是白手起家的将郑氏家族的领导权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反清复明的旗帜号召下，郑成功先是依托闽浙沿海，后来又退到台湾的基地与清廷展开对抗。纵横驰骋于大江南北的满州骑兵一时对郑氏家族竟无可奈何，在多次激战与僵持后，为要消灭抗清的郑氏海上势力，清廷严禁沿海居民出海，至清顺治18年(1661年)，更发布了沿海迁界令，将东南沿海居民迁至内地，以断绝沿海地区以物资接济郑氏的抗清力量。
郑氏以海上商业贸易建立霸业，中国大陆广大的资源及市场，是其贸易活动的命脉，不论是与日本人或欧洲人做生意，大陆都是她们最主要的对象。郑氏家族由于具备良好的商情、通路，和垄断的海权地位而能够在市场供需之间获取利益。此一利益，更是明郑抗清的财政基础。禁海令一下，郑氏家族的商业帝国受到沉重打击，仅靠当时尚不发达的日本，南洋与欧洲人的商贸往来，难以支撑巨大的经费开支。海上财源骤减，又难以得到来自大陆的人力，物力的补充，郑氏家族逐渐日薄西山。
不但如此，早已移居至南洋各地的华人开拓者也成为这一禁令的连带受害者，在与当地人和欧洲殖民者的竞争中，他们的损失从此难以得到来自祖国内地民间的大规模输血，因而渐居下风，在日趋残酷的斗争中他们当年雄姿英发的的气魄逐渐被消磨，挤在西方殖民者和当地人之间，海外中国人的生存不得已开始采取“寄人篱下”的方式，为了生存，他们服务于前者，却又遭到后者的妒恨，他们控制着南洋的经济，却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这个悲剧直到今天仍在进行中。
清康熙22年(1683年)，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降清，这场胜负手尘埃落定。清廷靠荷兰人帮助灭掉郑氏后，逐步放松海禁，然而因为后来与西洋人贸易中频频发生事故，于是在十八世纪后期把海贸限于广州一埠，重新退回唐朝的水平。直到1840年，由于西方列强也忙于欧洲大陆的宗教和争霸战争，其殖民势力仅局限在东南亚一隅，西太平洋几成无人问津的舞台，着实名副其实的太平了一阵子。明末建立起来的这张雄跨亚洲海域的商贸巨网，在切断与大陆的血脉联系后日益萎缩干枯，网上曾流动着华人雄心与热血的每一个节点，也逐渐发生异化，无奈的以一种蹲伏而谦让的生活智慧来试图保护自己。
曾经昙花一现的海上帝国，就此幻灭。在看似重新恢复平静的万里波涛之上，一场惊雷很快就要响起。
那宝船很拉风。中国注定了是陆地国家的。
欧洲国家的海上霸权的建立，也是地中海常年文化宗教斗争的必然发展趋势。
《郑和航海图》并非《郑和船队航海全图》 作者：张治强
明朝永乐年间，郑和秉承明成祖中外通好、共享太平的旨意，从永乐三年开始，率领船队七下西洋。作为明王朝的和平使者，郑和船队到过西洋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为建立和加强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友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明朝茅元仪所辑之《武备志》中载有《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即后人所称之《郑和航海图》，该图记录了郑和下西洋所取之航道及有关国名、地名。在这张航海图的非洲大陆东、南海岸，标注着15个地名。其原文自北至南分别为：1、葛兒得風 2、哈甫泥 3、木兒立哈必兒 4、黑兒 5、剌思那呵 6、抹兒幹别 7、木骨都束 8、木鲁旺 9、十剌哇 10、慢八撒 11、起若兒 12、者剌则即哈剌 13、門肥赤 14、葛荅幹 15、麻林地。
一、“木儿立哈必儿”及“木鲁旺”考释
在这15个非洲地名中，前9个地名在今索马里境内。索马里北濒亚丁湾；东邻印度洋。郑和船队若从北向南航行, 所到之第1站应是东经51°16′北纬11°50′的“葛儿得风”，也就是今称为瓜达富伊的海角（Cape Guardafui，Gees Gwardafuy）。 该处曾被称为 “香料之角”, 因该海角曾有出售香料的市场。这里出售的乳香是用乳香树树脂制成的香料，当地人用以供奉和祭祀神祇。
第2站是“哈甫泥”，即今之哈丰角（Ras Hafun）。非洲大陆的北端是突尼斯的吉兰角；南端是南非的厄加勒斯角；西端是塞内加尔的佛得角，东端就是索马里的哈丰角。
第3站“木儿立哈必儿”应是今之霍比亚（Hobyo，Hobiya，Obbia）。“哈必儿”当是霍比亚的译音.从地理位置看，霍比亚港市位于哈丰角以南，与“哈必儿”在航海图上的位置相吻合。郑和船队是十五世纪前期访问此地的。15世纪时，霍比亚想必还是一个较繁华的贸易中心。但是，后来随着巴纳迪尔海岸（Banadir，Benadir）几个港市的逐渐繁荣，霍比亚便日趋衰败了。
“木儿立” 不是地名，应为阿拉伯语中“摩尔人的；摩尔式的”（ موري ，Moorish）一词之译音。将这六个字放在一起，可以译成“摩尔人的霍比亚” 。这个非同一般的地名，在航海图上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它告知我们，在东非，早在十五世纪初期，已开始用“摩尔人”（المو ，Moor）一词表示那些与当地人通婚并与他们融为一体的外族人。
第4站是“黑儿”（待考证）。
第5站是“剌思那呵”（待考证）。
第6站是“抹儿干别”（待考证）。
第7站是“木骨都束”，即今之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Mogadisho，Muqdisho）。它位于索马里东南巴纳迪尔海岸，南临梅尔卡市。1331年，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曾访问过木骨都束。据他讲，当时的“木骨都束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
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木骨都束使者曾三次来华进贡。郑和船队也曾三次造访此地。《明史》中有如下记载：“木骨都束，自小葛兰舟行二十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遣使与不剌哇、麻林诸国奉表朝贡，命郑和赍敕及币偕其使者往报之。后再入贡，复命和偕行，赐王及妃彩币。二十一年，贡使又至。比还，其王及妃更有赐。宣德五年，和复颁诏其国。国滨海，山连地旷，硗瘠少收。岁常旱，或数年不雨。俗顽嚚，时操兵习射。地不产木。亦如忽鲁谟斯，垒石为屋，及用鱼腊以饲牛羊马驼云。”
第8站是“木鲁旺”，这里的“旺”字乃“旰”字之讹。木鲁旰即今之港市梅尔卡（Merka，Marka，Merca）。梅尔卡位于摩加迪沙西南大约70公里。
第9站是“十剌哇”，其中的“十”字应为“卜”字或“不”字，不剌哇今称布腊瓦（Brava，Baraawe，Barawa）。布腊瓦位于梅尔卡以南，基斯马尤以北。不剌哇使者曾四次来华奉贡。郑和船队也曾三次造访不剌哇。《明史》中有如下叙述：“不剌哇，与木骨都束接壤。自锡兰山别罗里南行，二十一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凡四入贡，并与木骨都束偕。郑和亦两使其国。宣德五年，和复往使。其国，傍海而居，地广斥卤，少草木，亦垒石为屋。有盐池。但投树枝于中，已而取起，盐即凝其上。俗淳。田不可耕，蒜葱之外无他种，专捕鱼为食。所产有马哈兽，状如獐；花福禄，状如驴；及犀、象、骆驼、没药、乳香、龙涎香之类，常以充贡。”
费信在《星槎胜览》中提到过索马里的另一处地方——“竹步” ，即今之朱巴河口地区（Juba，Jubba），位于摩加迪沙西南400多公里的沿海地带。费信写道：“其处与木骨都束山地连接。村居寥落，垒石为城，砌石为屋。风俗亦淳。男女拳发。男子围布，妇女出则以布兜头，不露身面。山地黄赤，数年不雨，草木不生。绞车深井，网鱼为业。 地产狮子、金钱豹、驼蹄鸡[有六七尺高者，其足如驼蹄]、龙涎香、乳香、金珀、货用土珠、叚绢、金银磁器、胡椒、米谷之属。 酋长受赐感化，奉贡方物。 航海图上没有标注这一地名。后来，在朱巴河口地区兴起了一座城市，名为基斯马尤（Kismayu，Kismaayo，Chisimayu，Chisimaio）。
上面的记载说明，郑和船队曾于十五世纪前期多次去过索马里，当时中国人与索马里人之间已建立了友好关系，来往亦不可谓不频繁。
二、肯尼亚地名浅释
第10个非洲地名是“慢八撒”，即今之蒙巴萨。蒙巴萨市（Mombasa）位于肯尼亚东南部。该市由蒙巴萨岛及三面环抱该岛的部分水、陆组成。岛、陆之间有堤道和铁路桥相连。岛的东南是旧港，名为蒙巴萨港；岛的西南是新港，名为基林迪尼港（Kilindini Harbor）。这两个港口都是天然的避风良港。
14世纪30年代，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塔曾在蒙巴萨留下游踪。他在游记中写道：“我们来到了蒙巴萨，这是一座大岛......岛上种有香蕉、柠檬和香橼等果树......岛上的居民不种田，不得不从大陆沿海运来谷物。他们的食物多由香蕉和鱼制成。他们是沙斐仪教法学派的信徒（Shafiites），虔诚，正直，言而有信。岛上的清真寺都是木结构的，造得十分精致。”
从航海图上可以看出，郑和船队曾于十五世纪前期到过肯尼亚的蒙巴萨，当时蒙巴萨已是东非沿海的一个居民点。虽然航海图上只注记了“慢八撒”三个字，它却告知世人，早在数百年前，中国人与肯尼亚人之间就已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有了和平的交往。
三、“起若儿”考释
“起若儿”是第11个地名。 起若儿三个字中，第二个字既不是草字头的“荅”也不是竹字头的“答”，而应是“若”字。那么，起若儿是现今的甚么地方呢？从图上可看出，它位于蒙巴萨以南，索法拉以北。将其间每个地名的斯瓦希里语发音与“起若儿” 的中文发音相对照，经研究，本人断定，起若儿就是坦桑尼亚沿海的基尔瓦岛。
基尔瓦这个岛名，用斯瓦希里文书写为“Kilwa”。当时的通事把“Ki” 译成了“起”，把“lwa”译成“若儿”，这是可以接受的。
据已故英国考古学家内维尔·奇蒂克博士（Neville Chittick）讲：“Kilwa 这个名字来源于阿拉伯语；葡萄牙人把它改成了‘Quiloa’。在欧洲，这一词形一直使用到了十九世纪。” 无疑，这一史实进一步证明了起若儿就是基尔瓦。
了解一点儿基尔瓦的地理和历史，也许会有所助益。从现今的非洲地图上可看出，东非海岸有三个基尔瓦：一个是位于最北边的沿海城市基尔瓦–基温杰（Kilwa Kivinje，义为“有木麻黄树的基尔瓦”）；另一个是位于基尔瓦–基温杰以南二十多公里的基尔瓦–马索科（Kilwa Masoko，义为“有交易市场的基尔瓦”），该市也位于海岸；第三个是位于基尔瓦–马索科以南的岛屿基尔瓦–基西瓦尼（Kilwa Kisiwani，义为“岛上的基尔瓦”），我们平时所说的基尔瓦就是指这个岛屿。
“根据奇蒂克的研究，虽然基尔瓦几个世纪前就有了居民点，直到十二世纪末才成为一座较重要的城市。基尔瓦建成一个强大的城邦，应追溯到来自索马里南部海岸已东非化的“设拉子”移民，他们在基尔瓦和基西马尼–马菲亚建立了统治王朝。” 基西马尼–马菲亚（Kisimani Mafia，义为“有井的马菲亚”）是一座岛屿，它的西面临近大陆的鲁菲季河口，北面距桑给巴尔120公里。
设拉子王朝建立后，基尔瓦的经济逐渐繁荣。有人认为，到了十三世纪晚期，从也门去到基尔瓦的阿拉伯人取代了设拉子人的统治，这就是历史上马赫达里王朝（Mahdali）的开始。“此时, 基尔瓦已取得对索法拉港口和黄金贸易的控制权。” “任何别的沿海城市与索法拉进行贸易都必须向基尔瓦素丹的金库交税。” 最兴旺时期，基尔瓦曾成为东非海岸最大的贸易中心。
十四世纪下半叶，基尔瓦的经济有所衰退，到十五世纪初期又重新复苏。郑和船队应是此期间访问基尔瓦岛的。
显然，基尔瓦就是基尔瓦，基尔瓦不是麻林地。
四、“者剌则即哈剌”考释
破译第12个地名“者剌则即哈剌”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六个字并非都是地名。后三个字虽然是地名，里面却有讹误。
那么，“者剌则即哈剌”到底是什么地方呢？为了易于理解，我先讲述后三个字。“即哈剌”三个字中的首字是讹字。航海图的编绘者最初写的当是“所”字，想必是刻印时出的问题，因为这两个字的字形颇为相似。所哈剌即今译之索法拉（Sofala）。
莫桑比克的索法拉在东非历史上占据过重要的位置。当年，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黄金和象牙，都必须经过索法拉才能出口，它是一个转运口岸。
据说，在现今莫桑比克第二大城市贝拉（Beira）以南不太远的地方，曾有过一条河。有人说此河名为Sofala；亦有人说为Cuama。此河由西向东流，即将流到河口时，遇一小岛，河水一分为二，绕过该岛后又合二为一, 紧接着流入印度洋。
索法拉就位于包括上述小岛的河口一带，它曾一度受制于基尔瓦的设拉子王朝。有人认为，索法拉到十五世纪初期才彻底摆脱了基尔瓦的控制。
航海图上的所哈剌前面又冠上了“者剌则”三个字。“者剌则”就是现今所谓之“设拉子”（Shirazi）。全部六个字放在一起便成了“设拉子人的索法拉” 或“设拉子式的索法拉”。 如何解释这几个字呢？它们既可能表示：郑和船队于十五世纪前期造访索法拉时，设拉子王朝还没有发生更迭，也就是说，也门的阿拉伯人尚未在基尔瓦建立起马赫达里王朝（Mahdali）；也可能意味着，设拉子王朝虽已发生更迭，索法拉却仍处在设拉子人的控制之下。究竟史实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门肥赤”考释
第13个地名是“门肥赤”，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一直没能破译这一地名呢？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这三个字中有一个误字，那就是其中的“肥”字。实际上，制作航海图的人最初写在图稿上的当为“门肐赤”。“肐”是“胳”字的异体字，读“旮”音。“门肐赤”就是马尔加什。
马尔加什这个词有两种不同的称说。一种是Malgache；另一种是Malagasy。二者的拼写和发音均不相同。十五世纪前期，郑和船队到达马尔加什时, 岛上居民想必是惯用前一种称谓，于是郑和船队的通事把“mal” 译成了“门”，把“ga” 译为“肐”，把“che” 译成“赤”，整个岛名便成了“门肐赤”。
该岛现称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位列格陵兰（Greenland）、新几内亚（New Guinea）、婆罗洲（Borneo）之后，是世界第四大岛。它位于印度洋西南部，隔莫桑比克海峡与非洲大陆相望。
最早到马岛定居的是非洲大陆的班图人和东南亚的渔民。后来，到该岛落户的人越来越多，逐渐发展成了众多部族。几乎所有这些部族的人都说马尔加什语。因岛上东南亚移民众多，印度尼西亚语对马尔加什语影响很大。两者均属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Malayo-Polynesian language family）。
六、遗留问题
第14个地名是“葛荅干”。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名，但时至今日尚无人能破译。其位置在莫桑比克的索法拉与南非南端的麻林地之间。
七、关于“麻林地”之推测
航海图上标注的第15个地名是麻林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名。考证麻林地这个地名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
为了便于理解，先简单地讲一讲“麻林地”一词的由来：东非很多居民都会说一种通用语，这种语言叫斯瓦希里语（Kiswahili），属班图语系（Bantu）。麻林地就是斯瓦希里语 malindi 一词的译音。Malindi 是kilindi 一词的指大词，义为“水深可停船的地方”。作为地名，无论将其译为麻林地还是译成马林迪，都是可以的。但是，前两个音节malin与后一个音节di不能分开，更不能将后一个音节省去，因为它们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能只称麻林地为麻林。
在航海图上见到麻林地这个地名，人们自然地便会想到位于蒙巴萨以北的Malindi，它的中文译名为马林迪，二者发音极为相似。正因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有的学者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航海图上的“慢八撒”即今肯尼亚之蒙巴萨，航海图上的“麻林地”即今肯尼亚之Malindi，是绘图者错把麻林地放在了慢八撒以南。
这是研究麻林地这个地名所迈出的第一步：正确地断定了麻林地的外文是Malindi，同时又误认为麻林地在肯尼亚。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从十三世纪始，蒙巴萨以北就确实有这么一个叫Malindi的城市，其居民主要由非洲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组成。经考察，历史学家埃斯蒙德·布雷德利·马丁（Esmond Bradley Martin）得出结论：“1500年时的马林迪，沿海岸南北长约600米；向内陆延伸的宽度不超过240米。四周被城墙围绕着，城墙外沿海有零星的房屋和清真寺。” “马林迪约占地17公顷。总人口5500人，其中城内3500人，城外2000人，城外人口多数是住在种植园的非洲人。”
这个规模不大的Malindi城，不可能是航海图上所标注的麻林地。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因其港湾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位于蒙巴萨以北；与其相反，航海图上的麻林地却位于蒙巴萨以南。
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人对上述结论产生了怀疑。主要的原因是，航海图其它地方没有这种将两个地名倒置的现象。于是，出现了第二种判断：认为航海图上的麻林地是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岛。郑和船队确实到过基尔瓦，但是，基尔瓦不是麻林地。虽则如此，这种想法却功不可没，因为它向正确的结论又迈进了一步。
到了九十年代，在蒙巴萨以南找到了第二个麻林地，它位于桑给巴尔岛。桑给巴尔市位于该岛西岸，市北面是桑给巴尔港，港湾平静，是个安全的良港。桑给巴尔港的陆地部分就叫Malindi。
印度洋上每年12月至翌年3月气候炎热，刮东北风，风力强劲，当地人称其为 “北风季”。东北风可将帆船从阿拉伯湾沿非洲东海岸直吹到莫桑比克海峡。4月至9月又改刮西南风或东南风，当地人称其为 “南风季”。西南风和东南风可将帆船吹回阿拉伯湾。所以，自古以来，阿拉伯、波斯和印度商人便利用这种季节风，来往于阿拉伯湾与莫桑比克海峡之间进行贸易。
桑给巴尔港之Malindi所处的位置，有可能引起人们的猜想：此地应该是航海图上的麻林地。因为其地处蒙巴萨以南，其称谓的发音与航海图上麻林地的发音相似，它面对的是一宽阔的港口，该港口具有海外商人到此经商的悠久历史。那么，郑和船队当年到达的是不是桑给巴尔的Malindi呢？不是。
说航海图上的麻林地是桑给巴尔的Malindi不无道理，但是航海图上从慢八撒到麻林地中间尚有四个地名，不破译这4个地名，这一想法便站不住脚。
如上所述，2003年8月我破译了起若儿、者剌则即哈剌、门肥赤三个地名。之后，紧接着我又推测出了麻林地的所在。因为这时已可清楚地看出，航海图上的麻林地位于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以南的非洲南端，其旁还画有一座塔式建筑物。
麻林地以南已无陆地，但有九个无名岛屿。关于这九个岛屿，可参看《最新世界地图集》第二页的<世界地形>.。 这张地形图是用横轴等积方位投影的方法绘制的，比例尺为1：110，000，000。在这张地形图的非洲大陆以南，恰恰也绘有九座岛屿、群岛，与《郑和航海图》上的九个无名岛之数量正好相等，这也许不仅仅是偶然的巧合！
上面提到的塔式建筑物显然是位于海角的航标。现如今，在非洲南端的厄加勒斯角（Cape Agulhas）有灯塔；在距离非洲西南端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不远的开普半岛山顶也有灯塔。“厄加勒斯角” 和“好望角”是葡萄牙人于十五世纪晚期给这两个海角起的名字，不是它们的原名。
值得一提的是，南非人使用的茨瓦纳语（Tswana）、索托语（Sotho）、斯威士语（Swazi）、柯萨语（Xhosa）、祖鲁语（Zulu）也都属于班图语系。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十五世纪前期在非洲东部地区有地名叫Malindi，在非洲南部地区也有地名叫Malindi的原因。
不过，十五世纪前期的麻林地到底位于非洲南端什么位置，它的地理坐标是多少，这两个问题，还有待进行调查和发掘。
综上所述，十五世纪前期，非洲东、南海岸有三个Malindi。航海图上的麻林地，既不是肯尼亚的Malindi，也不是坦桑尼亚的Malindi，而是位于非洲南端的Malindi。这是寻找到的第三个麻林地。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得知，郑和船队不仅到过索马里、肯尼亚，而且到过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和南非。那么，他们不远万里，绕过非洲南端的麻林地，到西非去，有何公干呢？回答是：送麻林国使臣回国。
八、“麻林国”考
明朝前期，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规模宏大，气壮山河，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大盛举。但是，几百年过去了，郑和船队究竟都到过哪些国家和地区至今还没有完全考证清楚，尚有不少谜题未能破解，“麻林国”就是其中之一。
在明代出版的书籍中，记载有麻林国使臣两次来中国的情况。第一次来中国记载在《皇明象胥录》上：“麻林国，未详。永乐十三年，献麒麟。” 这件事发生在郑和第四次下西洋之后。“麻林国，未详”，虽然才五个字，却蕴含着很多信息。这五个字明确地表示，麻林是一个国家的名称；麻林国使臣是不速之客。当时，上自明皇下至文武百官对这个国家均不了解，也不知该国处在何方。因此，《皇明象胥录》注明了“未详”二字。另外，这五个字还告知我们，“麻林”不是地名，与航海图上的“麻林地”无关。
在中国逗留期间，明成祖曾给予麻林国使臣热情的款待。到永乐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明成祖在奉天门亲自收受了他们进贡的奇珍异兽。《太宗文皇帝实录》对此次接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永乐十三年十一月壬子，麻林国及诸番国进麒麟、天马、神鹿等物，上御奉天门受之，文武群臣稽首称贺曰：‘陛下圣德广大，被及远夷，故致此嘉瑞。’上曰：‘岂朕德所致，此皆皇考深仁厚泽所被及，亦卿等勤劳赞辅，故远人毕来。继今，宜益尽心秉德，进贤达能，辅朕为理，远人来归，未足恃也。’”
召见之后，麻林国及诸番国使臣才离开中国。
第二次“麻林国”使臣来中国是永乐十四年，即1416年。永乐十四年十一月戊子朔：“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苏门答剌、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享（应为“亨” ）、锡兰山、木骨都束、满（应为“溜” ）山、喃渤利、不剌哇、阿丹、麻林、剌撤（应为“撒” ）、忽鲁谟斯、柯枝诸国及旧港宣慰使（应为“司” ）等各遣使贡马及犀、象、方物。”
麻林国使臣是永乐十四年十二月辞还的，有文为证：“永乐十四年十二月丁卯，古里、爪哇、不剌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利、阿丹、苏门答剌、麻林、剌撤（应为“撒” ）、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及旧港宣慰司使臣辞还，悉赐文绮、袭衣。遣中官郑和等赍敕及锦绮、纱罗、彩绢等物，偕往赐各国及柯枝国王可亦里印王诰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山。”
综上所述，根据明代文献记载，麻林国使臣曾于永乐十三年及永乐十四年两次来中国。 郑和于永乐十四年十二月曾受遣偕麻林国使臣同往赐麻林国王锦绮、纱罗、彩绢等物。郑和是1417年启程前往的。如果说郑和访问过麻林，这一次偕麻林国使臣同往的可能性最大。
据史书记载，榜葛剌、麻林、阿丹、忽鲁谟斯都曾向明朝进过“麒麟”。
从麻林国使臣以“麒麟”进贡中国这件事，我们可以推测出麻林国所处的大致方位。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这里所说的“麒麟”究竟是什么动物。明朝祁氏淡生堂抄本《瀛涯胜览》一书中有如下叙述：“有麒麟，前两足高九尺余，后二足高六尺余，长颈，抬头高一丈六尺，首昂后低，人莫（疑脱“能”字）骑。头生二短肉角，在耳边。牛尾鹿身，蹄有三跲，匾口。食粟、豆、面饼。” 由此描述不难看出，所谓“麒麟”者，实乃长颈鹿也。
当时地球七大洲中，只有亚洲和非洲产长颈鹿。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们对亚洲历史的了解要比对非洲历史的了解详细得多。可以说，迄今还没有发现亚洲历史上出现过叫麻林的国家。因此，我们可初步认定麻林国位于非洲。那么，十五世纪时，非洲有哪些国家呢？
十五世纪前后，在非洲较具规模的王国有埃及（Egypt）、努比亚（Nubia）、埃塞俄比亚（Ethiopia）；桑给（Zenj）；刚果（Congo）、莫诺莫塔帕（Monomotapa）、津巴布韦（Zimbabwe）；加纳（Ghana）、马里（Mali）、桑海（Songhai）、伊费（Ife）、贝宁（Benin）等等。单从发音方面探讨，唯有马里国名的发音与“麻林”的发音相似。马里国还有另一称说,即“Melle”， 这个称谓就更接近“麻林”的发音。诚然，不能仅靠这一论据就妄下结论。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古马里国十五世纪前后的情况。
古马里国盛产黄金、铜和食盐，这些珍稀物品吸引着各地的富商大贾纷纷去马里经商。到十三、十四世纪已有多条商路从古马里通达北非和东北非。例如，由马里经廷巴克图（Timbuktu）、霍加尔（Hoggar）、费赞（Fezzan）、奥季拉（Augila）到埃及；由马里经廷巴克图、加奥（Gao）、卡诺（Kano）、卡内姆（Kanem）到努比亚等等。 这些商路都经过黄金、铜矿区或者是产盐区。
到十四世纪，古马里发展成了西非最强盛的王国。“此时，其势力范围已扩大到北至撒哈拉沙漠北缘的塔阿扎（Taghaza）产盐区；南达热带大草原南缘的黄金产地；西抵大西洋沿岸；东逾塔开达（Takedda）铜矿区和商队中心。” 请注意，当时古马里国的疆域已经“西抵大西洋沿岸”。
据传说，1324－1325年期间，古马里国王坎坎·穆萨（Kankan Musa ）曾携带奴仆五百，从古马里出发，横越撒哈拉，经开罗，到麦加朝圣。其声势之浩大，排场之阔绰，极为罕见。
在历次朝觐的过程中，古马里国的国王及其他穆斯林免不了会在麦加听到中国的消息，也免不了与中国的穆斯林接触。
1304年出生于摩洛哥丹基尔（Tangier）的伊本·巴图塔，21岁时，到麦加去朝觐，他发现自己非常喜好旅游，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先后游历了亚洲、非洲、欧洲的很多国家和地区，他也到过中国，对中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1352年他到古马里国旅游，看到了那里国泰民安的景象，留连忘返，一直游览到1353年才离去。
不难想象，当时的古马里国王及文武百官完全有可能从伊本·巴图塔或其他到过中国的宾客口中了解到中国的消息。因此，明成祖登基后，在位的古马里国王萌生出将长颈鹿献给明皇的想法，是不足为奇的。
由此可见，十五世纪初期，古马里使者若从陆路出发，先到印度洋西岸，然后取道海上，赴中国朝贡，是可以办到的。
不可否认，还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古马里国使者取陆路和海路将长颈鹿进献给明成祖后，郑和奉命第五次下西洋，取海路，绕过非洲南端的麻林地，将古马里国使臣送回国。
早在唐、宋、元朝时期,中国的海外交通、海外贸易及航海技术就已有了一定的发展。明成祖登基后，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国力雄厚；造船水平更加高超，航海技术益发先进。除此之外，当时明皇及郑和等朝廷命官都已知道非洲大陆是一个倒三角形的大陆。只要沿非洲东海岸南行，绕过南端，再沿非洲西岸北上，即可到达麻林国所在地。关于这个问题，有图为证：
“与汪大渊、伊本·巴图塔同时代的元代两位地理学家李泽民、释清濬分别绘制过《声教广被图》及《混一疆理图》。根据上述二图，朝鲜的李荟、权近二人合绘成了《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图上的非洲被画成一个倒三角形，尖端朝着南方的大洋，这是史无前例也是基本正确的非洲图形，图上用表示戈壁沙漠的黑色线条标明撒哈拉大沙漠，还注出了35个非洲地名。”
除了上述地图，在郑和下西洋之前的1389年，明太祖朱元璋命人为朝廷绘制了一张《大明混一图》。这幅世界地图的左下方也比较清楚地描绘出了非洲某些河流、湖泊、山脉、海角的位置。
这一切为郑和船队出海远航，抵达非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再加上前几次下西洋积累的航海经验，把麻林国使臣送回国，便成了并非绝对办不到的事情。
因此，我认为：《皇明象胥录》卷七中所言之“麻林国”即古马里国。
九、解读郑和船队非洲之行
《郑和航海图》上记录了郑和船队的非洲之行。因该图为横条形，横宽纵窄，空间有限，绘图者采用了特殊的手法。说得形象一点儿，非洲大陆被“头”朝西，“脚”朝东地横绘在了南图廓上。加之刻印时几个地名出了差错，郑和船队的非洲之行遂成了百年不解之谜。
说到这里，有必要点明，虽然为了易于理解，我一直是按照从北向南的顺序叙述非洲地名的，但是航海图上所记录的郑和船队非洲之行，却不是由北至南，而是从南向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不可忽视的。
航海图上所记录的航线是从非洲南端的麻林地开始，途经葛荅干（国别待考）、门肐赤（马达加斯加的马尔加什岛）、所哈剌（莫桑比克的索法拉）、起若儿（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到慢八撒（肯尼亚的蒙巴萨）； 然后便进入索马里境域，先到不剌哇（布腊瓦），又停经木鲁旰（梅尔卡）、木骨都束（摩加迪沙）、抹儿干别（今名待考证）、剌思那呵（待考证）、黑儿（待考证）、哈必儿（霍比亚）、哈甫泥 （哈丰角），而后船收葛儿得风（瓜达富伊角）。因航程艰难，途中，除使用罗盘，还牵测了两个星座。一个是华盖星，另一个是北辰星。至于在整个非洲航程中，船队还牵测过哪些别的星座，因没有提及，不得而知。
我们可以把上述航线分为两段。
一段是南段。从麻林地到“华盖星五指内”。这一段只写了麻林地、葛荅干、门肐赤和所哈剌几个地名，却没有注明航向、航程等内容。类似的情况，在航海图其它地方也所在多有。譬如，从澳大利亚西南回南京的两条航线，开始的一段就未做任何注记。又如，船队回到长江口后，也只注明了“寳山，用辛酉針，三更，船過吴凇江，到太倉港口繋船”。 至于郑和等要员所乘宝船及家住南京将士、船工所乘船舶继续前行，经东鞋山、西鞋山、樊山、叚腰、太子洲，最后回到宝船厂等行止，也只画了航线而未加记载。为什么这样做呢？一是，因篇幅所限无法注记；另一是，因一目了然无须赘述；再者，也有可能，是认为不宜记述。
另一段是北段。注记了如下文字：“在華蓋星五指内，去到北辰星四指，坐斗上山势，坐癸丑針，六十五更，船收葛兒得風，哈甫兒雨。”。
其中，“在华盖星五指内”，是指航海图上非洲之行北段的记录始于华盖星五指内某地。在此地用牵星板测量北方的华盖星时，水平线到华盖星的高度在五指内。
牵星术是一种手握牵星板观测星辰高度的天文航海术，用此牵星术可判定船舶所在方位，再通过计算可得知航程之远近。李诩所撰《戒庵老人漫笔》一书中有介绍牵星板的文字，原文如下：“苏州马怀德牵星板一副，十二片，乌木为之，自小渐大，大者长七寸余。标为一指、二指，以至十二指，俱有细刻，若分、寸然。又有象牙一块，长二寸，四角皆缺，上有半指、半角、一角、三角等字，颠倒相向，盖周髀算尺也。” 牵星板的刻度单位为“指”和“角”，一指等于4角。
用“癸丑针”，指的是船队所选的航向，即船舶朝北偏东22.5°行驶。当时是用罗盘测定方位的。罗盘由方位盘及磁针组成。方位盘划分为24个方位，分别由地支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天干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八卦的乾、坤、（坎）、（离）、（震）、（兑）、艮、巽24个字搭配而成，称“丹针”或“单针”。共计360°，每个字所占度数相当于现代罗盘的15°。如航海图中有“用丹午針，進西後門。” ，这里的丹午针义为船舶朝南180° 行驶。两字之间中缝线的方位称“缝针”，用相邻的两个字表示，如“用辛酉針，八十四更，船收加剌哈。” 这里的辛酉针指的是船舶朝西稍偏北277.5° 行驶。实际上这些缝针又构成了另外的24个方位。
“六十五更”，指的是航时、航程。在《东西洋考·舟师考》中，写有“如欲度道里远近多少，准一昼夜风利所至为十更。约行几更可到某处。” 在《顺风相送· 行船更数法》中写道“每一更二点半约有一站，每站者计六十里。” 这里所言之“六十五更”是指从华盖星五指内某地到北辰星四指的葛儿得风，航行了六十五更。知道了更数便可计算出航程。不过，这个更数可能有误。为什么说有误呢？因为同样是在这张航海图上，从翠兰屿到锡兰山的航程约为非洲之行北段航程的二分之一，但标注的却是八十更。再看，从官屿至木骨都束的航程本与非洲之行北段航程相差不太多，但标注的却是一百五十更。当然，如有讹脱，仍可能是刻印时出的差错。
“收葛儿得风”，说的是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北纬11°50’的瓜达富伊角，而在葛儿得风用牵星板测量北辰星高度时，结果为四指平水。
郑和船队从华盖星五指内某地北上，“坐斗上山势”，越往北，离华盖星越近，指数越高，经华盖星六指、七指到达八指位于北纬1°5’的不剌哇。之后，继续前进, 从北辰星一指、经二指、三指，直到北辰星四指内的葛儿得风。
从北辰星一指到四指，实际上是从北纬1°5’航行到了北纬11°50’。同样的道理，从华盖星五指经六指、七指到八指的不剌哇，应是从南纬10°左右航行到位于北纬1°5’的不剌哇。为了便于理解，请参阅附表。
写到此处，不能不提及一个问题，那就是郑和船队是从哪儿航行到麻林地的？我认为，航海图上所记录的这段非洲航线，就是郑和船队第五次下西洋时，到西非，把麻林国使臣送回国后，返航途中所经由的一段路线。
永乐十三年（1415年），麻林国使臣初来乍到，上从明皇下至百姓，无人知晓麻林国的情况。就此，明代出版的《皇明象胥录》只记录了五个字：“麻林国，未详。” 翌年，麻林国使臣又来华进贡。经过麻林国使臣两次来华朝贡时的自我介绍，以及郑和船队第五次下西洋时将该国使臣送回国，对这个国家有了一定的了解。故此，到了清朝张廷玉等编撰《明史》时，才有了“麻林，去中国绝远”之说。请注意，不是“很远”，不是“非常远”，也不是“特别远”，而是“绝远”！
十、《郑和航海图》之无名大陆考
推断出麻林地在非洲南端之后，再看《郑和航海图》，它包罗的地域范围似乎比以前大了很多，它的内容也好象比以前增加了许多。
从非洲南端麻林地开始，沿着南图廓往东看，可见到一块大陆。这块大陆没有画完整，只是象征性地画了它的北端，它的岸线里面画着些许山脉，却未标注地名。不过，在这块大陆的左上角，也就是它的西北方，写着“有人家”三个字，在这三个字的西边不远处有一座小岛，岛上注有“虎尾礁”三个字。大陆的上方是苏门答腊。大陆的右上角，也就是它的东北方，也写着“有人家”三个字，在这三个字的东边，也有一座小岛，岛上注有“石城山” 三个字。这块陆地虽然只占每页底部很小的版面，但是它的宽度却连跨数页。从图中还可看出，郑和船队由这块大陆西南方北上回国的两条航线。一条是东线：从虎尾礁西侧北上，穿过苏门答腊、爪哇之间的巽他海峡（Sunda Strait，Selat Sunda），再经南海、东海回南京。另一条是西线：也是从虎尾礁西侧北上，绕过苏门答腊北端，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经南海、东海回南京。至于郑和船队是经过哪些国家到达这块大陆西南的，图中只字未提。以前虽然也看到过这块大陆，但始终未能断定它是什么地方。而这次却不然，这次既不是从肯尼亚的Malindi出发，也不是从坦桑尼亚的Malindi出发，而是从非洲南端的Malindi出发。由于角度变了，得出的结论也截然不同，于是我断然确定：这块大陆就是澳大利亚。
十一、《郑和航海图》制图范围之我见
现在看来，《郑和航海图》所包括的地理范围已涉及三大洲、两大洋。三大洲是亚洲、非洲、大洋洲；两大洋是太平洋和印度洋。至于是否涉及大西洋，则要等查清麻林地的具体位置后才能断定。
本人认为，航海图所包括的地理范围大致是北抵北纬33º；南越南纬40º；西至东经18º；东逾东经160º。
东边的界线最难确定，因必须先考证出澳大利亚以东的石城山、凉伞屿、南傅山、沉礁、金屿、双屿、九屿、沙糖礁、白沙等岛屿的今名和方位，然后才能确定何处为图之东界。
令人遗憾的是，后人根据各自的理解所画出的航海图却多将肯尼亚或坦桑尼亚以南的半个非洲、非洲大陆以南的九个无名岛、澳大利亚大陆以及虎尾礁、石城山、凉伞屿、南傅山、沉礁、金屿、双屿、九屿、沙糖礁、白沙等十个岛屿全都砍掉了。
十二、结论
《郑和航海图》既是亚洲、非洲、大洋洲十五世纪前期历史的见证，又是这一阶段历史的记录。它的内涵既丰实又深奥，需要去挖掘，去领会；它的外延既模糊又神秘，需要去考察，去研究。
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郑和航海图》本身已经告知我们，它的制图范围并未涵盖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所到过的全部地区。因此，也许可以说，《郑和船队航海全图》至今尚未被世人所发现。
注释：
刘易斯在其著作《索马里近代史》中谈道“至迟到回历纪元后不久，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索马里沿海建立了一连串的城镇。”（p20） “他们在这里传教，通婚，最后与当地居民融合成一体，形成了索马里和阿拉伯混合的文化和社会......而且各个海港的混合程度不一样。”(p21) 刘易斯在书中所提及的这些阿拉伯人、波斯人当时被称为“摩尔人”。
巴兹尔·戴维逊在其著作《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一书中写道：“杜阿特·巴波萨（Duarte Barbosa）曾随同瓦斯科·达·伽马到东非，1501年当他谈到亲眼所见的基尔瓦时，说‘基尔瓦是一座摩尔人的城市，那里有很多用泥巴和石头建成的漂亮房屋。’”（p.171）他还称其访问过的布腊瓦是一个“摩尔人的大城”。（p.164）上述情况或多或少地可以间接证明,航海图中称霍比亚港市为“摩尔人的霍比亚”是有原由的。
Translated by H.A.R. Gibb, 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374.
[清] 张廷玉等撰，<外国七>, 见 《明史· 列传第二百十四》，1974年4月第一版，第8448-8449页, 中华书局。
[清] 张廷玉等撰，<外国七>, 见《明史·列传第二百十四》，1974年4月第一版，第8449页, 中华书局。
[明]费信撰，<星槎胜览>,见《历代小史丛书》，卷之一百二，第十五页。
Translated by H.A.R. Gibb, 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379.
H.N. Chittick，F.S.A. A Guide to the Ruins of Kilwa，Ministry of National Education,1970, p.1.
Edited by I. N. Kimambo and A.J. Temu ，A History of Tanzania,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Nairobi, Kenya, 1969, p.36.
H.N. Chittick， F.S.A. . A Guide to the Ruins of Kilwa， Ministry of National Education, 1970, p.3.
Edited by I. N. Kimambo and A.J. Temu, A History of Tanzania,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Nairobi, Kenya, 1969, p.37.
Taasisi ya Uchunguzi wa Kiswahili, Kamusi ya Kiswahili Sanifu,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ast and Central Africa, 1981, p117.
Martin， E， B， The History of Malindi ， East African Literature Bureau，1973，p.19.
Martin， E， B， The History of Malindi ， East African Literature Bureau，1973，p.28.
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4月编制的《最新世界地图集》第4版第二页上，非洲大陆以南也恰恰有九个岛屿，它们是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Tristan da Cunha Grp)、戈夫岛(Gough I.)、布韦岛(Bouvet I.)、爱德华王子群岛(Prince Edward Is.)、克罗泽群岛(Crozet Is.)、阿姆斯特丹岛(Amsterdam I.)、圣保罗岛(Saint-Paul I.)、凯尔盖朗群岛(Kerguelen Archipelago)、赫德岛（Heard I.）。
[明] 茅瑞征撰, <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皇明象胥录>，见《四库禁毁书丛刊·史10》, 影印明崇祯刻本, 卷七, 第二十六页, 北京出版社。
[明]张辅、杨士奇等纂修，《太宗文皇帝实录》，[明]驾说轩藏本，宣德五年刻本，卷九十九，第三页。
[明]张辅、杨士奇等纂修，《太宗文皇帝实录》，[明]驾说轩藏本，宣德五年刻本，卷一百三，第三页。
[明]张辅、杨士奇等纂修，《太宗文皇帝实录》，[明]驾说轩藏本，宣德五年刻本，卷九十九，第六页。
[明] 马欢撰，<瀛涯胜览>，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二五五》，福建省图书馆藏明祁氏淡生堂钞本,第三十五页,齐鲁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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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son B., Old Africa Rediscovered, Victor Gollancz Ltd, London, 1965, pp.90-91.
李德富，〈郑和远航非洲的地理基础〉， 见《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 1985年，第243页, 南京大学出版社。
[明]茅元仪辑，《武备志·航海》, 莲溪草堂本,卷二百四十，第四页, 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
[明]茅元仪辑，《武备志·航海》, 莲溪草堂本,卷二百四十, 第一十九页,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
[明]李诩撰，《戒庵老人漫笔》，卷一。
[明]张燮撰次，王起宗校梓，《绘图校正 东西洋考·舟师考》，1644年[清]刻本,卷之九,第一页。
作者佚名，《两种海道针经·顺风相送》, 向达校注，第25页, 中华书局。
[清] 张廷玉等撰，<外国七>, 见《明史·列传第二百十四》，1974年4月第一版，第8451页, 中华书局。
四、郑和下西洋
1.目的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一般流行着三种说法：
第一，由于永乐皇帝是发动“靖难之役”而篡权成功的，自然会怀疑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建文帝逃亡海外，伺机回巢夺位，于是成祖为消除这一政治隐患，便派郑和下西洋寻找其下落。
第二，郑和七下西洋，每次人员都在2-3万人之间，舰船200多艘，其人员构成多是军人，耀兵异域之意明显，以示明朝之富强。还有人认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是为安定海外，使永乐没有后顾之忧，可使明朝专注防御北方之乱。
第三，可以发展海外贸易，刺激产品生产量,松江的棉织业、景德镇的陶瓷业等手工业突飞猛进。
上诉几条理由看似比较充分，但却经不起仔细推敲，成功大学及海洋大学客座教授苏明阳曾经在《郑和下西洋历史漫谈》一文中对上述几条有过分析：
第一，关于寻找建文帝下落。这种戏剧小说式的推测基本不可能成立，“因为郑和每次出使海外都是那么浩浩荡荡，建文帝若亡命海外，当闻风而躲藏起来，大规模下西洋寻建文帝绝非有效之方法。”
第二，关于“耀兵异域”和“专注防北”。前者或许由此可能，但后者“不可能成立”，因为“当时海外诸国武力都不强，没有攻侵明朝海域之可能。”既然南洋没有威胁到明朝安危的国家，那么也就不存在为了对付北方的鞑靼、瓦剌，而先安定南洋各国再“专注防北”的政策。另有一说是，下西洋是为控制遗存在中南亚及印度北境之蒙古汗国，但“这也不可能，因在永乐年初，此国之可汗死亡，对明朝已没有威胁。”
第三，关于加强海外贸易。从宋朝以来，中国出品之陶瓷、丝绸、钱币等等，都极受到西洋诸国的喜爱，永乐年间确也利用郑和下西洋之官船，载运这些货品到海外。但换取的海外珍宝，主要是满足封建王公贵族和勋爵们的奢侈享用，因为在返程中，“郑和官船亦购买或交换一些中国所缺之香料、染料、宝石、象皮、珍奇异兽等等”，大都是些奢侈品，而并非寻常民户能购买的生活用品。另外，如果永乐派遣郑和下西洋将贸易作为“主要目的”，那“何需建造宝船二、三百艘及每次派二、三万人(官兵)?古今所有商船都设法用最少的船员，空出最大的船上空间做为载物之用，以增加其利润。郑和船队与一船商船队是背道而驰的。”
综上所述，苏明阳认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之最根本目的，是希望海外各国来中国朝庭称臣朝贡，以显示他是众望所归，真正的“天命之子”而非篡位之帝。这种作为方式则是花国家大钱，买通其私人威望的“金钱外交”而已。所以永乐派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及目的是满足专制帝王私欲，跟所谓国际间“和平之旅”无关。
2.耗费
明代中叶以前，每年的赋税主要以米麦等实物缴纳。根据梁方仲的统计，永乐年间，平均每年的米麦收入为31824023石，而洪武、永乐、宣德、正统年间的石米价格约为0.25两，故永乐年间每年的平均税收，大约可折合795.6万两银。又由于明太祖政府相对地节省，便形成“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麦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禀，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之地步，明初国库是非常充实的。
苏阳明曾经有过一个粗略的推算：据李昭祥《龙江船厂志》，一艘400料战座船的造船工资约为75两银。以此比例类推，一艘2000料海船约需工资375两银。再假定造船材料及其他费用约等于工资，则一个拥有一百艘2000料海船及200艘400料战座战之大船队，材料费加上人工费总造价约为10.5万两银。这一个300艘之大船队，略似郑和下西洋之宝船队。假如操作费用为此船队之两倍，总共则需约31.5万两。约占年赋税收入的3.95%。
这笔开支不可谓不巨，不过相对于永乐时期的财政收入而言尚能维持，而且造船的开支前几次可能耗费颇多，等到舰队形成规模后，船只的采购费用自然会减少。（而每次下西洋，郑和随行携带的金银数量无从考证。）
然而，永乐皇帝执政的21年之间，耗费巨大的并非只有下西洋一举，修建紫禁城、造陵墓、筑长城、疏通京杭运河、五征漠北，这些几乎耗尽了原本充实的国库。于是郑和六下西洋后，明成祖诏告：“往诸番国宝船”等项，“暂行停止”。永乐帝去世后，新登基的明仁宗马上宣布“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各处修造下属海船，悉皆停止”。（有人说郑和六下西洋后，在朝堂上受到官员的阻挠，明成祖迫不得已才放弃继续下西洋，但问题在于，以永乐的铁腕，他会仅仅因大臣的反对而改变自己的意志么？）
3.绝唱
宣德八年（1433年），在明宣宗的支持下，郑和第七次下西洋。
之前的五次下西洋，郑和的宝船每次都载了许多宝物，送给每一个访国之国王，做为“礼物”。于是乎，东南亚许多国家也都派使者或皇帝本人，乘郑和宝船，带着当地出产的奇珍异兽，返回明都进贡。
这些外国使者来中国后都受到了厚待，驻留一段时日后，郑和船队又顺路将他们送返回国，并带回更多的“礼物”。所以永乐年间，海外朝贡国家由洪武帝年间之几国，增至30余国。第五次之后由于往来交通不便朝贡国逐渐减少，遂时隔14年后才有第六次下西洋之举。永乐死后，下西洋事停止六、七年，海外朝贡国家几乎断绝，宣宗希望有外国来朝贡，才有第七次之行。但不幸的是，郑和于宣德八年（1433年）归国途中，积劳成疾，在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病逝。
【1447年，明宪宗也还曾动议过下西洋，但受到朝政的反对，兵部刘大夏复奏：“三保下西洋，费钱粮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弊政。”有人以此为论断称刘大夏为阻碍明朝及后世发展海权的罪人，这实在是言过其实，就算真有妨碍那也不是刘大夏之过，实际上在下西洋过后三、四十年，明朝海禁更盛。而那些郑和出使时记录下的航海数据，已失其重要性，无人照顾及刻意保存下，不知不觉中全部散失了。】
4.小结
有人根据郑和下西洋的规模和航行路线，称成祖“雄才大略，有海洋意识”的一带帝王等云云。但笔者尚有疑惑，既然成祖“眼界辽远”，那为只是对太祖的海禁政策做有限度的开放，而为何没有全面开禁允许私人贸易？明成祖在《即位诏》中宣布：“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况且成祖称帝不久又限制日本入明朝贡，永乐二年（1404年）规定日本“十年一贡，舡止二只，人止二百，违例则以寇论”；对内则“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如此限制私人远洋贸易，显然不是有“海洋意识”的表现。
又因为下西洋七次中，郑和没有占领任何一个国家或城池。所以常常有人说:尽管船队成员中绝大部分都是官军，但郑和下西洋是“和平之旅”。只是不知道当时南洋诸国是做如何感想？
不管后人怎样理解，明朝前期的“郑和下西洋”，毫无疑问是一件规模庞大的远洋事业，而这样的事业非要有极强的动机、现实的利益、雄厚的经济、先进的造船能力等诸多因素配合在一起，才可能实现。
这件中国历史上很特别的一个历史事件，或许郑和自己在第七次出发前，于福建长乐地区的闽江口的南山寺亲立的一碑，才是最好的总结，“天妃之神灵应记”原文如下: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珍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踰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
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回隔于烟雾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覆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佑之德也。神之灵固尝着于昔时，而盛显于当代。溟渤之间，或遇风涛，既迶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虽在颠连，亦保无虞。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略者，剿灭之。由是海道清宁，番人仰赖者，皆神之赐也。
神之感应，未易殚举，昔尝奏请于朝，纪德太常，建宫于南京龙江之上，永传祀典。钦蒙后制记文，以彰灵贶，褒美至矣。然神之灵，无往不在。若长乐南山之行宫，余由舟师屡驻于斯，伺风开洋，乃于永乐十年奏建，以为官军祈报之所，既严且整。右有南山塔寺，历岁久深，荒凉颓圮，每就修葺。数载之间，殿载之间，殿堂禅室，弘胜旧规。今年春，仍往诸番，蚁舟兹港。复修佛宇神宫，益加华美。而又发心施财，鼎建三清宝殿一所，于宫之左，雕妆圣像，粲然一新。钟鼓供仪靡不俱备。佥谓如是，庶足以尽恭事天地神明之心，众愿如斯，咸乐趋事。殿庑宏丽，不日成之， 画栋连云，如翚如翼。且有青松翠竹，掩映左右，神安人悦，诚胜境也。斯土斯民，岂不咸臻福利哉！人能竭忠以事君，则事无不立；尽诚以事神，则祷无不应。和等上荷圣君宠命之隆，下致远夷敬信之厚，统舟师之众，掌钱帛之多，夙夜拳拳，唯恐弗逮，敢不竭忠于国事，尽诚于神明乎！师旅之安宁，往回之康济者，乌可不知所自乎？是用着神之德于石，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以贻永久焉。
永乐三年，统领舟师至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义，聚众三佛齐国，劫掠番商，亦来犯我舟师，即有兵阴助，一鼓而殄灭之，至五年回。
永乐五年，统领舟师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罗等国，番王各以珍宝、珍禽、异兽贡献，至七年回还。
永乐七年，统领舟师，往前各国，道经锡兰山国，其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显应知觉，遂生擒其王，至九年归献。寻蒙恩宥，俾归本国。
永乐十一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其苏门答剌国有伪王苏斡，寇侵本国，其王宰奴里阿比丁，遣使赴阙陈诉，就率官兵剿捕。赖神默助，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回献。是年满剌加国王，亲率妻子朝贡。
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钓、大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鹿，并狮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古里国，进糜里羔兽。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伟宝，莫不争先呈献。或遣王男，或遣王叔、王弟，棒金叶表文朝贡。
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国使臣，久侍京师者，悉还本国，其各国王益修职贡，视前有加。宣德六年，仍统舟师往诸番国，开读赏赐，驻舶兹港，等候朔风开洋。思昔数次，皆仗神明助佑之功，如是勒记于石。
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冬吉日。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张达、吴忠，都指挥朱真、王衡等立。正一住持杨一初稽首请立石。
郑和下西洋的一些补充
郑和船队规模与船只尺寸
诸多书籍中——顾起元的《客座赘语》、谈迁的《国榷》(1621-1658年间)、《郑和家谱》抄本(首次出现于1936年，现已失，只存影本)、《明史•郑和传》 (卷三零四，1735年以后刻)——或多或少都提到过一组舰队数量和船只尺寸的数据：
看到这么一组庞大的数据多少会令人热血沸腾，然而，分析一下这些数据的话，会产生很多疑问，比如有上千艘船只的船队可能么？就算每次郑和船队的随行人员都有3万人，就算只有一千艘船只，那每艘船只平均只载有30人，这可能连驾驶船只的基本船员都不够。所以，这组数据是不实的。
苏阳明曾经对宝船尺寸有过考证：“经过近两年存细分析上述明清各文献的刻、抄经历以及第一种《西洋记》著书之依据，背景及目的等等，本人得到的结论是小说家罗懋登为第一个虚构出这些大、中宝船的尺度的著者。其它七种文献以后在不同时期辗转抄制了这些小说虚构之宝船及宝船队的描述。最后连正史《明史》之《郑和传》之编者也胡里胡涂照抄不误。所以这八种文献都记载极相近之尺度。这八种文献不是独立的八种证据，而是由同一个源头里抄出来的。”
苏阳明所谓的《西洋记》（不是《西游记》！）其实就是罗懋登所著的《三宝太监下西洋记通俗演义》（明万历二十五年即1597年印刷，谈到舰队数量和宝船尺寸等具体的内容是第十五回），而仅听书名就知道这是一本不折不扣的演义小说，如果以此书中的内容为准，那就犹如以《三国演义》来当作三国的正史。
船队阵形也是后人杜撰演绎。
网络上有许多资料都是错误的：
关于郑和船队的规模约在200-300艘之间，上千艘的规模是杜撰的。
网络上流传的宝船与哥伦布的船只对比图，宝船的尺寸是依据《西洋记》中描述而绘制。这是杜撰的。
郑和宝船队的船只种类
郑和所率领的宝船队是一支特混舰队，最多时有200余艘，是15世纪世界上最大和最完备的船队。其船舶种类大致可分为七种。
1、宝船：是船队中最大的最主要的船舶，相当于当今旗舰或主力舰，为领导成员和外国使节所乘坐，为船队的核心。
功用：郑和乘坐的指挥船，是属于安全远洋航行的福船。载重量达七千吨，有大号及中号之分。独特的设计如两头出梢、纵向通体的底龙骨、多层板船底等的特色。
2、马船：又称马快船，是大型快速水战与运输马匹等军需物资的兼用船。
功用：又名"快船"，是明初的大型快速水战和运输船。在船队中可载马和运货，也可作引航、交通艇和救生艇的功用。
3、粮船：主要用于运输船队所需粮食和后勤供应物品，使船队沿途能得到充分的补给，相当于今日的干货补给船。
功用：主食（大豆、面粉、小米和大米）被装运在不同的粮船上，它们够船队在海上生活几个月而不必补充。但是，一旦粮船沉没，整个舰队就处在极其危险的困境之中。
4、坐船：全称战座船，是船队中的大型护航主力战船，为军事指挥人员及幕僚乘坐。亦可作为分遣护航舰队中的指挥船。
功用：坐船是郑和船队中的大型护航主力战舰，是分遣护航航队中的指挥船。坐船载的是军兵，当然也具有作战能力。
5、战船：船型比坐船小，为专任护航和作战之用。
功用：这两种都是以载人为主的战船，但又有区别，战船是为船队护航，坐船载的是军兵，当然也具有作战能力。